政协要闻
广州市政协隆重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系列活动的拉开帷幕
广州市政协隆重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系列活动的拉开帷幕
日期：2008-05-20
5月20日，市政协召开历届领导、委员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座谈会，标志着广州市政协隆重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系列活动拉开帷幕。
座谈会上，张汉青、杨资元、邬梦兆、陈开枝等市政协历届领导、部分历届市政协委员畅谈改革开放30年的“亲历、亲见、亲闻”，歌颂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辉煌成就，回顾广州改革开放先行一步和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市政协和广大政协委员在我市改革开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展望广州发展的美好前景和人民政协更为重大的历史使命。朱振中主席出席会议并讲话。郭锡龄副主席主持会议。林生珠、苏志刚、平欣光副主席，张灼民秘书长出席会议。
朱振中在讲话中说，大家的发言闪烁着思想解放的熠熠火花，提出了不少颇有见地的思路、建议和措施，既有利于促进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又有利于工作的改进、创新和发展。市政协举办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系列活动，希望能达到对市政协委员和机关工作人员进行一次改革开放和解放思想的再教育，以思想大解放推动政协工作的新发展，为进一步推动广州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科学发展作出新贡献的目的。尤其希望大家对如下三个重大问题进一步统一思想、形成共识。第一，深刻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意义，坚定不移地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推向前进。第二，深刻理解广州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启示，更加坚定地以思想大解放推动广州改革开放大发展。第三，深刻理解我市政协工作促进我市改革开放的重要贡献，充分发挥我市政协工作推动我市改革开放大发展的重要作用。
朱振中指出，广州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证明，我国改革开放的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决策和方针政策是符合实际的，取得的巨大成就和成功经验是鼓舞、激励和指引我们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力量源泉。他强调，我市各级政协为促进我市改革开放作出了重要贡献。当前广州改革开放和城市化发展都处于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市的政协工作务必继续解放思想，发扬改革开放精神，推动政协工作的新发展和为推动我市改革开放大发展作出新贡献。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的独特优势，就进一步拓展我市改革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提高改革开放水平，为按照省委对广州的新要求，建设广东首善之区多进良言、多献实策，多提有前瞻性、建设性的建议、思路、对策和措施，供市委、市政府作决策参考。
座谈会上，张汉青、杨资元、邬梦兆、陈开枝等市政协历届领导、部分历届市政协委员畅谈改革开放30年的“亲历、亲见、亲闻”，歌颂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辉煌成就，回顾广州改革开放先行一步和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市政协和广大政协委员在我市改革开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展望广州发展的美好前景和人民政协更为重大的历史使命。朱振中主席出席会议并讲话。郭锡龄副主席主持会议。林生珠、苏志刚、平欣光副主席，张灼民秘书长出席会议。
朱振中在讲话中说，大家的发言闪烁着思想解放的熠熠火花，提出了不少颇有见地的思路、建议和措施，既有利于促进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又有利于工作的改进、创新和发展。市政协举办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系列活动，希望能达到对市政协委员和机关工作人员进行一次改革开放和解放思想的再教育，以思想大解放推动政协工作的新发展，为进一步推动广州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科学发展作出新贡献的目的。尤其希望大家对如下三个重大问题进一步统一思想、形成共识。第一，深刻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意义，坚定不移地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推向前进。第二，深刻理解广州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启示，更加坚定地以思想大解放推动广州改革开放大发展。第三，深刻理解我市政协工作促进我市改革开放的重要贡献，充分发挥我市政协工作推动我市改革开放大发展的重要作用。
朱振中指出，广州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证明，我国改革开放的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决策和方针政策是符合实际的，取得的巨大成就和成功经验是鼓舞、激励和指引我们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力量源泉。他强调，我市各级政协为促进我市改革开放作出了重要贡献。当前广州改革开放和城市化发展都处于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市的政协工作务必继续解放思想，发扬改革开放精神，推动政协工作的新发展和为推动我市改革开放大发展作出新贡献。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的独特优势，就进一步拓展我市改革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提高改革开放水平，为按照省委对广州的新要求，建设广东首善之区多进良言、多献实策，多提有前瞻性、建设性的建议、思路、对策和措施，供市委、市政府作决策参考。
广州市政协历届领导、委员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座谈会发言记录
【主持人：郭锡龄副主席】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世纪之交的这30年，我们国家经历了一次极为重要的革命。正是这场由邓小平同志掀起的波澜壮阔的伟大革命，使一个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贫弱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一跃成长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使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生前的夙愿成为了现实。
广州是改革开放领风气之先的前沿地，广州人以极大的勇敢和智慧，不辱使命地抓住机遇，冲出禁区、雷区，为全国的改革破冰开路，担当了“吃螃蟹”的先行者，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举中再次留下了深深的历史印记，也为广州的发展写下了美轮美奂、浓墨重彩的一页。如今的广州人已不仅仅是满足于日新月异的变化，而是在筹划着下一步要建设两个适宜的“首善之区”。
在座各位既是广州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见证人，也是改革开放实践的组织者、参与者，抚今追昔，不仅有资格为广州的今天满怀自豪之情，更有充分理由对广州的明天寄予更高更美好的期许。今天我们请来了市政协历届领导、部分历届市政协委员，以各位“亲历、亲见、亲闻”的事情，畅谈广州改革开放30年的精彩和辉煌，为市政协委员和政协机关工作人员进行一次改革开放和解放思想、观念更新的再教育，以新一轮的思想大解放推动政协工作的新发展。
现在，发言开始。
【张汉青】（原广州市政协主席）
各位同志，今天召开这次座谈会，也是我们全国哀悼四川汶川大地震遇难同胞的日子，“5?12”到现在，今天是第八天了，这些天我和很多同志一样，都是在家里看电视，流着热泪。大难当中，更深地体会到什么叫“血浓于水”、什么叫“守望相助”，体会到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精神，感受到我们中华民族的脊梁，在大难当中见精神。地动天不塌、大灾有大爱，在这里也看到人性的张扬，也从中感到“多难兴邦”的古训。
联系到今天的会议，对改革开放这三十年的伟大成就，这条路线和方针确定的伟大功绩，感受到我们国家一定要强大、要富强，我们才能抗大灾。我最近看到《参考消息》，有一个报道说，面对这场灾难，这段事实，就连对华一向不友好的《华盛顿邮报》也不由感叹：中国迅速应对灾难，赢得世界赞誉。就是我们如此迅速地动员救灾，另外我们这次信息如此公开、透明，特别是对比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确实我们这三十多年的变化很大、进步很大。俄罗斯的俄新社有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挺住”，当中有一段话：“我们知道，一个总理在两小时内就飞赴灾区的国家，一个能够出动十万救援人员的国家，一个企业和私人捐款达到数十亿的国家，一个因争先献血、自愿抢救伤员造成交通堵塞的国家，永远不会被打垮。”美国有的媒体也有这个评论：“在此次抗震救灾过程中，中国政府体现出的能力及透明、开放的作风，不仅展现了一个自信的政府，也让西方看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新加坡《联合早报》感叹：“中国式总理是无法复制的，想学也学不来。”还有媒体从成都发的报道说：从救灾的现场来看，不论是反应速度的快速，还是在使用的救灾设备，或者是抢救工作安排上，都较现代化，不再单靠人海战术。救援人员使用的工具看来较以前先进，包括使用大型的机械设备，穿的制服也很一致和整齐，较像一支现代化的救援队，摆脱了过去的土样子。在汉旺采访的一个记者说，救援人员的装备很先进，这与中国富裕起来有关。这些都说明我们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使我们在物质上富裕起来，较以前有很大的变化。没有这样强大的国家，这样的物质基础，十多万兵力进入，没有直升飞机抢运伤员，没有这些先进的救援设备，调运这么多物资进去，在三十年前，这个情况是不堪设想的。
联想到我们的改革开放，给了我很大的教育。这些天，我也回想了这三十年的一些往事，过一过电影。这三十年，人事代谢是很多的，过去的班子已经换了六届、七届，做了很多很多事情。但是时间这么长，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路线，冲破了僵化的体制，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这条路线定下来以后一直都没有改变过，一直坚持了下来，这是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坚持。这三十年里，当然也不是绝对不变的，也有变的，就是与时俱进，随着形势的发展，不断地突破局限性，不断地坚持改革。如果没有这一条也是不行的，所以三十年的坚持不变，这个基本的路线，改革开放，跟三十年当中一步步的改革，尽管困难重重，都是不断冲破阻力，要变、要继续改革，这是很重要的。这是我自己的一点感受。
当然，说到“亲历、亲见、亲闻”，在这三十年当中，我们跟着老一辈在改革开放的路上做了一些具体的工作。作为一个工作人员，我们在这三十年当中跟着他们做、跟着他们走，也有一些亲历、亲见、亲闻。我在这里讲一点，因为时间的关系，也不可能讲很多。
邓小平同志要广东“杀出一条血路”，这是怎么来的呢？广东怎么向中央要到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试办特区（当时叫出口特区，后来定为经济特区）这个权力的？回想起来，这是形势发展的必然。广东向中央要权、中央给广东的权，这都是形势发展的必然，但是也是来之不易的，是很不容易才争来的。我自己的经历，1972年我重新分配工作，到南方日报，一干就是七年，到1978年的时候，习仲勋同志从北京南下广东主持工作，让我回到省委，后来当了副秘书长，兼研究室主任，兼办公厅主任，我以省委工作人员的身份，参加了一些活动，也有了一些经历。
整个的过程，充满着苦苦的探索和思考，经过了认真的调查研究，经过了省委班子集体作出重大决定，所以是集体的胆略和智慧。同时也是省委的要求和中央的期待相结合的一个产物。当时的背景，十年内乱，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当时是问题成堆、难题成堆，百废待兴，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所以中国往何处去、广东往何处去，这是摆在大家面前的问题。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也很多，冤假错案，对生产力的破坏，社会的问题等等。
当时习仲勋同志来到广东，他年龄已经是65岁了。他来到广东后说，以前是北方的水土养了我，现在到了广东，后半辈子要广东的水土来养我。习仲勋同志到广东以后大刀阔斧，改变了死气沉沉的样子。当时有很多的问题，粮食问题、农业问题、蔬菜问题、吃鱼吃肉的问题等等。还有冤假错案，非正常死亡的问题，离职、大字报的问题等等。当时省委抓了解放思想，就是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再讨论，当时省委认为我们还搞得不够，要再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就是抓这个，同时探讨广东究竟应该怎么办。广东是毗邻港澳，华侨众多，过去跟外面交往是比较早的，地缘、人缘优势都有，但是很多事都不能办，因为被束缚得死死的。
后来到了1978年底，中央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那个会议开了很长时间，从11月份开到12月份，二十多天，这实际上是为后来接着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的。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的时候发表了一篇很重要的讲话：《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三中全会开的时间很短，18号到22号，几天就结束了，但是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大转折，全党工作的着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实施改革开放。拨乱反正，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航程指明了方向。如果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没有以后这三十年的发展了，就不是这样的历史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之后，省委进行传达学习，省委的三级干部会议也开了二十多天，讨论省委的整风问题，怎么抓农业，还有冤假错案的问题、外经贸的问题等等。会后省委的领导就分头到下面去协助组织传达三中全会的精神，调查研究，这也搞了很长一段时间。到后来又集中回来，坐下来向省委汇报，听取常委们分头下去工作的意见，开了七到八天的会议，研究广东的工作。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一定要充分根据广东地处沿海、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的特点和优势，要求中央给广东放权，在全国的改革开放中让广东先走一步，这样广东就可以为国家多做贡献。当时是从为国家多做贡献的角度来说的，你给我们权，我们可以先走一步。
这里有一个小插曲。吴南生同志到汕头组织传达，他爱下棋，所以“先走一步”，我记得就是他提出来的，他写了很长的电报给习仲勋同志，提出应该想一点办法，找一点什么路子。在省委讨论的时候提出先走一步，下棋嘛，先走一步总有优势。要求中央帮助地方，首先要武装广东，给广东一些政策才行，这一点当时省委是一致的。有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再加上大家下去的调查研究，听取呼声，回来以后统一认识，解放思想加上实事求是，就能得出正确的决策。
当时叶帅是在广东的南湖休息，所以当时习仲勋和吴南生同志就向叶帅汇报，希望能够支持广东，给一点权。叶帅听了以后说很好，你们赶快向小平同志汇报。这是1978年底和1979年初的事。到了1979年4月，中央又有一次经济工作会议，还是讨论经济上的问题，当时我作为工作人员，因为我要搞简报等，我也跟着去了。这之前省委做了很久的准备，当时杨尚昆同志已经到了广东，在广东省委传达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杨尚昆同志到了广东，他主持会议，省委一起准备材料，带了材料去的。北京有关部门的领导，谷牧副总理带队到西欧去考察，考察了很多国家，所以他对外面的情况也是很了解，连续在小组作了几次发言，当时党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也参加了，华国锋同志也在这个会上。
后来习仲勋同志发言的时候，当着华国锋同志的面，说这次来开会，我们省委讨论过，就是要向中央要一些权。我记得当时华国锋就问习仲勋，你们要什么权？习仲勋同志就说，我们广东五千万人口，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广东一只大麻雀，在欧洲就顶一个大国或者几个小国家了，但是我们现在的手脚绑的死死的，当时批一个“三来一补”的项目，都要跑断腿到外贸部批，不知道多少时间才能批下来，条条框框很多。当时就要求，中央放一点权给我们，给我们一点新的体制和政策。他后来有说，广东如果是一个“独立国”——当然是一个借用的意思——如果是独立的国家，我们早就搞上去了。这是在小组发言上讲的。
后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各个组的汇报，在汇报的时候，讲到前面这些话——广东如果是“独立的国家”，早就超过了香港——石破天惊，震动很大。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敢于讲这种话的，问题提的如此尖锐、如此鲜明，确实令人很佩服，如果不是一个政治家，没有什么个人的顾虑，就是为了改革开放，是不会说这些话的。结果很快就得到了中央的支持。小平同志后来提出办特区，当时还是叫加工贸易区，他就说叫特区吧，陕甘宁就是特区，而且是我们自己的地方。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广东要杀出一条血路。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定了以后，习仲勋同志就让我赶紧给广东打电话。我当即就给省委打电话，说中央基本上已经定了，要赶快准备。后来谷牧同志带了一个很强的工作组，在1979年五、六月份来到广东，在广东再调查，究竟可以不可以这样搞，要算帐的，穷是穷，但是广东当时还是要向中央做贡献的，究竟一年广东给中央交多少。最后广东就财政包干，广东每年上交10亿。另外侨汇分成，中央三成、地方七成。当时外汇可是很宝贵的。
谷牧同志来了之后，帮助广东省委起草了一个给中央的报告。到福建之后也是同样的事，福建听到广东要权、要政策、要先走一步，他们也提出，我们也是一样的啊，我这里的华侨也很多，你毗邻港澳，我对面就是台湾，我这里也开放很早。确实也是这样的，当然福建比我们更穷，福建每年定额补助2个亿，你干好了多的就是你自己的，侨汇分成具体我就不知道是怎么分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两省的报告送到中央之后，中央是在1979年7月19日发了一个50号文件，这50号文件就批准了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开放当中在经济中进行特殊的政策、灵活措施，可以试办出口特区。深圳、珠海先办，取得经验之后再在汕头、厦门搞，基本上就这样定了。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文件，当然现在三十年过去了，后来一些同志可能不太清楚，包括现在有一些在领导岗位的年轻同志。但是当时的广东，50号文件是广东的一个生命线，是一个分水岭。50号文件之前广东怎么样，50号文件之后广东怎么样，这是清清楚楚的，从省委问到生产队的队长，都是知道的。这是中央给广东很好的政策。我的想法，当然不一定对了，当时可以说是不谋而合，或者不约而同——首先广东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提出这个要求，面对广东这个要求，中央又正好需要找一个地方先试一试，改革开放不可能全国统一齐步走。难道办特区到青海、西藏去？这是不可能的，就是要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广东有了这个要求，中央定的也很快，给了这个政策，这也救了广东，对中国究竟怎么样改革开放也是一个很好的实践。
到了第二年，1980年9月份，当时省委习仲勋同志、杨尚昆同志、田复同志三位领导到中央汇报，书记处用了两个上午来听汇报，在中南海。我也去参加了，负责记录。这个会上，中央就鼓励广东胆子要大一点，说中央已经给了你们广东这样的政策，你们就大胆去做。谷牧同志说广东要当孙悟空，孙悟空就大闹天宫嘛。因为当时中央是定了，但是各个部门还有一套政策，三中全会以前的东西都是有一套的，所以当时也是鼓励广东。
有一个事情很重要，我把当时中央的批语讲一讲吧。中央书记处的会议纪要，1980年9月24日发的。“在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中央是下了决心的，目的是要充分发挥广东、福建两省的优势，使广东、福建先行一步、富裕起来，成为全国四化建设的先驱和排头兵，为全国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经验。中央授权给广东省，对中央各部门的指令和要求采取灵活办法，适合的就执行，不适合的可以不执行或变通办理。”所以“排头兵”这个提法在1980年中央的文件上就写了，不是后来提的。任仲夷同志来到广东工作时也是困难重重，但是根据我的接触，他对“变通”两个字用的非常好，合适的就执行，不合适的就不执行，或者变通执行。
回顾这一段时期，深深感到我们搞改革开放是来之不易的，深深感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重要。也可以说是全国改革开放实验，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最早的实验。这三十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最重要的就是党中央根据广东的实际，给了广东一个好的政策，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本身就代表了生产力发展的迫切要求，代表了人民群众、广大干部群众的一种渴望，因此一旦付诸实施，就会发挥改天换地的力量、不可抗拒的力量。有了这样的开头，后来历届省委就一直坚持下来，才有了今天。所以我们很感谢中央给的这个政策，也深深体会到历届省委的坚持不懈的精神。
【杨资元】（原广州市政协主席）
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活动，这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市政协组织这个座谈会，是根据中央的指示，也是根据广州的具体情况进行的，这个会也非常重要的。刚才汉青同志已经讲了，我想把改革开放30年来心里的想法，讲一讲，看看能不能表达得准确。
改革开放30年是从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到今年2008年，刚好30年了。这一段改革开放的历史奠基人、开拓者，毫无疑问的就是邓小平同志。薄一波同志曾经讲过，“邓小平同志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这个讲法，我查过薄一波同志的文件，没有进一步解释什么叫“总设计师”，我感觉到这个称号，谨慎或者保守了一点，意思是说这个“总设计师”还不足以概括作为开拓者和奠基者的邓小平。总设计师，在一个工厂或者是一个企业里，第一把手是书记、厂长，接下来才是总设计师、总工程师等。薄一波同志没有对“总设计师”称号进行解释，所以我觉得这个称号不够准确。
后来邓小平同志1997年逝世时，薄一波同志又写了几个字：“一人千古，千古一人。”我觉得这个就更准确了，的确邓小平是千古一人，邓小平在中国革命建设史上的确是千古一人。中国能够有今天，邓小平起了重要的作用，当时说邓小平的作用是“拨乱反正”，其实说是“起死回生”也不为过。1984年国庆35周年，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在北京大学的队伍里突然举起一个牌子，“小平您好”，我觉得这是表达了中国人民对小平同志的尊重和敬意。我在电视里看到过这个镜头，非常感动。想想也的确是，中国人民表达对小平同志的尊重和感恩，就是“小平您好”这四个字，也不叫领导或者是什么，就是小平。大学生真的是有本事，这四个字表达得非常清楚。
在广东省内的改革开放，当然习仲勋同志、吴南生同志、杨尚昆同志起了很大作用，但是还有两个人，我有接触，我觉得也起了很大作用，一个是任仲夷同志，一个是叶选平同志。
汉青同志刚才讲了，任仲夷同志领会中央政策、精神非常到家。我曾经跟他有接触，他问我看过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没有，我说经常看啊，他说有两句话你注意没有，我说哪两句话，他说一句话是毛主席在宣传工作会议上讲的，“彻底的唯物主义是无所畏惧的”。我说是啊，讲过。任仲夷同志说这句话说对了一半，还有彻底的唯心主义也是无所畏惧的。这句话说得是很深刻的。他说还有一句话毛主席说过，“正确的思想从哪里来的？”毛主席有一篇文章是这样的题目，就是从实践中来的。任仲夷同志说这句话也说对了一半，不但要说“正确的思想从哪里来”，还要说“不正确的思想从哪里来”。任仲夷同志是非常有智慧、非常勇敢的人。
叶选平同志也是这样，刚才说到蔬菜改革，鱼放开价格，那是叶选平同志当市长，许士杰同志当书记的时候，决定干的。我当时在市政府工作，每天都跑到市场上问鱼价。当时中央很关心广州的蔬菜价格、鱼的价格，曾经问过我们，为什么鱼头的价格比鱼肉的价格还贵啊，我说是啊，广东人吃鱼头是非常珍贵的，所以鱼头的价格比鱼肉的价格高，这是不足为奇的。每天我都会去市场记录这些价格，升了价、降了价，什么菜在什么价，都会向叶选平同志汇报。叶选平同志说，“闻升不忧，闻降不喜”，听见价格升了不要担心，听见价格降了也不要高兴，这是自然规律，慢慢就会好起来的。这句话给我们做具体工作的同志很大的信心，放心了。当时我们很担心，因为价格放开老百姓很大意见，价格放开初期是往上走的，当然后来市场规律，价格慢慢平稳了，品种也多了，的确是这样的。
有一次我和叶选平同志到北京开经济工作会议，那时是江泽民同志当总书记、李鹏同志当总理，他们和叶选平同志都比较熟了，会上江泽民同志让叶选平同志讲两句，他就讲了，讲改革开放，取消粮食凭票供应，他提出了这个建议。结果在会上，也是很惊人的。当时李鹏同志说，刚才选平同志说的发言是根据广东的情况来说的。那时候选平同志是广东省的省长，中央开经济工作会议，我是跟着他去的。后来整理简报的时候，就把他的发言整理上去了，我拿着简报很高兴，我说，叶省长啊，简报把你的发言登了。他说你不知道，有一位领导同志看了以后，在简报上批了，“这个发言没有和中央保持一致”，说有严重的政治性的问题。我说这个中央领导是谁啊，他告诉我了，我今天就不在这里说谁了。
最后，我再说一个看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十七大做了很深刻的总结，这是我们改革开放30年来坚持的一条道路。中国改革，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1982年十二大邓小平同志提出来的，那时还是说“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后来不知道是那一年，不知道是十五大，还是十四大，就把这个“有”字去掉了，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不仅仅是去掉一个字，而是在文法上更准确了，表明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更加自信、更加肯定了。
【邬梦兆】（原广州市政协主席）
同志们，刚才汉青同志、资元同志都做了非常好的发言，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通过他们两个人的发言，我也是深受教育。我是从基层起步的，从基层上来的，我主要从自己一些切身的经历，切身的感受来谈谈我对改革开放的一些认识。
改革开放到现在整整三十年了，这三十年我本人实际上都是亲身经历过的，在这三十年的时间里，我在县里工作过，在地区工作过，在省工作过，也在我们广州市工作过，干过党委系统的工作，也干过政协的工作。我比较简单，我主要是在党委系统，后来年纪大了，再转到政协，在政协里一干就干了十年，市政协五年，后来全国政协又五年，跟政协的缘分就是这么深。在这些工作的地方，我干过部门的工作，也干过领导的工作，而现在这几年是“草民”一个，作为草民也有不同的感受、也有不同的体验。但是无论是在哪一个时间段里，无论是哪一个地区、哪一个部门、哪一个岗位上，从我三十年来的亲身经历、切身感受，使得我们认识到、感受到小平同志亲自种下的改革开放这棵树，在全国56个民族、13亿人民的精心呵护、辛勤培育下，现在已经是生机勃勃、茁壮成长、根深叶茂、硕果累累。
回顾这三十年，我自己得到一个结论，我就感觉到这三十年走过的改革开放道路是无比正确的，我们党的领导、党的路线是非常正确的。作为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广州市人，我和大家一样，都是早受其泽、先得其惠。我的最后一站，在广州工作，也很有福气，能够沾到这个光。
我们这三十年走过的改革开放道路，我自己的切身感受，千真万确是走对了、走好了、走顺了。小平同志指引我们走的改革这条路，千真万确，是一条幸福之路，是一条和谐之路，是一条康庄之路。这是我最深的一个感受、最深的一个体会。
在今天广州市政协召开的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座谈会上，我以诗言情、以诗言志，通过一首诗来表达我的心声，千言万语都凝集在这首诗上，通过这首诗来表达我本人对于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的庆贺之情、感激之意、歌颂之心。我只能用这样的方式来进行表达。
这首诗叫做《七律》，诗题就是“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
“小平挥巨手，华夏起风雷。势锐安容挡，心坚未可催。岭南先启步，丹实夺元魁。铭记党恩惠，奔前永不回。”
【陈开枝】（原广州市政协主席）
今天上午听了几位老主席的讲话，谈的都是当年改革开放的时候的情况，我听后非常感动。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听到今天政协开会的主题，改革开放30周年，我深有感慨：没有党、没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就没有苏志刚的今天。我记得刚刚三十年前，我在生产队，那时我20岁，听到生产队广播喇叭说打倒“四人帮”，我从那一天就开始可以骑自行车去广州卖菜、打工等等。我本人对改革开放很有体会，我也是一个洗脚上田的农民。
30多年前，我是拿着三毛钱到了广州；30年后，我成为现在这样一个人，也是靠党、靠改革开放、靠当地政府的领导。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电视台找到我，还有很多媒体找我想采访。我是番禺大石镇人，我现在的户口还在那里。我从十多岁开始当农民，一直到现在，可以说改革开放三十年非常不容易，我也见证了广州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巨变。我没有想到一个农民，当了广州市政协的副主席、工商联会长，这也体现了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今天。
我以前在生产队时，从童年时我就记得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提出要解放全人类、解放自己。确实，在当年，讲的是穷不怕，最好穷得有志气。我们当时是在非常困难的时候，迎来了改革开放。我自己在广州当过工人，也在交易会做过事，也宰过猪、宰过牛。第一天卖了猪的1/4，得到几块钱，那时从来都没有见过几块钱。从卖一条猪的1/4到卖半头、到一头。我们家里六姊妹，我排第五，去宰猪时是半夜三更，卖完就到下午两三点了，累得什么力气都没有了。后来到广州，光是宰几头猪卖掉，觉得不行，就想着要搞一个餐馆。1989年8月18日开始我两公婆向银行贷款开了一个酒楼，94年5月12日开了香江酒店。开了酒店之后又想，有没有机会再发展别的产业呢？正好国家林业部的常务副部长王志宝，当时他是代表江总书记陪非洲的一个总统路过广州，那天晚宴，王部长带他到我们酒店吃饭，谈起这件事。野生动物园当时是全国第一个搞了，我问王部长能不能私人搞一个野生动物园。王部长当时非常惊奇的说，你餐馆搞的这么好，私营的酒店企业里你是全国第一个，怎么想起要搞野生动物园？搞野生动物园是非常难的，但是如果你要搞，我一定支持你。从那天起我们就组织全国的专家论证中国的野生动物园怎么搞，怎么进行动物的养殖。当时没有资金、没有技术、没有经验。一个农民，怎么搞野生动物园呢？因为我在生产队时养过鸡、养过牛，有一些经验。我聘请了北京动物园老园长当我的总顾问，由他给我策划香江动物园。当时我们中国的野生动物园都是比较落后的，我们就到泰国、新加坡、南非去考察，我再过一段时间还要去美国考察。
今天听了几位老主席的讲话，我非常感动。改革开放确实来之不易。去年我见了当年的中央领导胡启立同志，我跟他打了一场球、吃了一顿饭。他跟我谈到当时改革开放的时候，阻力特别大，不是一般的阻力。当时邓小平说过一句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们从一个没有什么学历的农民，就是通过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才能够有今天，有今天这样的好日子，我们确实是非常感动，我们也非常珍惜党和国家给了我们荣誉、给了我们机会、给了我们发展。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说，改革开放三十年发梦也想不到能够有今天。上个月香港特首曾荫权一家人到我们长隆景点看了，他说非常惊讶，怎么香港人老是说长隆好呢？我记得在两年半之前，香港迪斯尼的首任总裁亲自带队，带全球迪斯尼副总裁来考察当时长隆的欢乐世界，包括我们的野生动物园。他说，在美国发展这么多年，都没有这个东西。
在各位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下，大概是在89年、90年，当时动员我加入广州工商联，时隔二十多年，发梦没有想到，我还当了政协副主席。能够有今天，确实不容易，我们要永远记住党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长隆的发展，也一直离不开在座各位领导的关心和支持，
今天是四川汶川大地震第八天了，第一天我们听到消息，看到电视和报道，非常震惊，我一听到后马上打电话给市委，我说作为长隆和工商联的代表，捐款我要带一下头。下一步，昨天我还跟朱主席讲了，四川地震我们还要进行帮助。
感谢大家对我们多年的支持。
【李沛辉】（市政协历届委员代表）
各位领导，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国家各条战线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新时期统一战线从理论到实践都取得了新的突破和发展。我是一个有比较深厚的民革背景的民革党员，在这里也把我家族的一些情况跟大家谈一谈。
1989年中共中央发了14号文，关于加强和完善统一战线工作的意见，当时李沛瑶是在江西红都机械厂当工程师，也是江西的政协副主席，民革的主委。到了90年，有一天接到中央的通知，到北京参加全国总工会的代表大会。当时他就说我也不是工会的啊，怎么以特邀代表的名义去开会呢？结果到了北京以后，全国总工会的会议开完以后，当时就跟他说你不要走了，就留在北京吧，政治局已经讨论了。后来就在北京当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后来当劳动部的部长。
有一次他到广州来，当时我还在问他，你没有党派，担当政府的工作，到底是不是有职有权啊？他说是啊，劳动部的部长出国，我还当了代理部长来主持劳动部的工作。后来李沛瑶当了全国人大的副委员长，一直到他逝世，他是97年遇害的，遇害的时候我们很震惊，当时北京来电话了，说今天晚上新闻联播也要播了，北京出了事。当时讲的还不是太清楚，只说是穿着武警战士衣服的人来杀害他，后来晚上新闻联播就讲得很清楚了。当时也通知我们到北京去了，令我很感动的是，当时卫生局就跟我们书记说了，要保证我去北京的来回车马费，按照主任医师的规格来保证，去多久都让他去。到了北京去以后，当时我们的接待规格也是相当高的，住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当时差不多也快过年了，就是我们家属几个。我跟我的外甥女说，反正我们都是一起的，就住在一起吧。后来就说你不是李沛瑶的弟弟嘛，你就一个人住吧。当时国务院接待的同志，就住在我的对面，他说你有什么事，就跟我讲。在北京期间，还专门给一部车你用，如果有什么事，看看亲戚什么的都可以使用。特别令我感动的是，中央领导都来看望我们，追悼沛瑶。当时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李鹏当时是总理，要去外地出差，就先过来看我们。当时他就跟我们说，兄弟姐妹这么多，意思就是很羡慕我们，那么多兄弟姐妹。后来沛瑶的遗体告别，当时除李鹏总理出差之外，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都来了。
这个事情我觉得在统战路线上中央很具体的，后来李沛瑶去世，后事都办的非常好。另外一点，我记得是85年，我伯父李济琛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活动很隆重，杨尚昆主持的。广西桂林、梧州的盛况更加空前了。当时在中央有一个规定，凡是李济琛的儿女、子孙，不管在世界的什么地方，国家全部包你的机票来回。是李济琛的女婿和媳妇就包一半，就是说你自己出一半。而广西不管是谁，反正是李济琛有关的亲属，全部的车马费，从广州离开一直到桂林，到我们家乡梧州，全部是国家包了。国家也很重视，发了请柬给我，我请示卫生局的领导，他说这是大事啊，他要去多久就让他去多久了，所以我们有机会参加了整个纪念活动。
又到了2005年，李济琛诞辰120周年，当时我们家属就向民革中央提了建议，出几本画册。由于资金有限，民革中央给了一些，广东省委和广西区党委给了一些。本来我们想请南京大学一个教授来编的，后来他的起步费就是30万，我们家属干脆自己来搞了。从找资料到我们每家凑钱，都是我们亲自来搞的。在广州我还跟好几个亲戚，找到历史博物馆、档案馆、中山图书馆、黄埔军校等等，都是亲自拍照片、找一些资料，后来在我伯父诞辰120周年的时候，就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举行了首发仪，我也趁这个机会送一本给广州政协。
另外在90年代，当时广西就向李鹏总理反映，说李济琛的故居应该成为全国的文保单位，当时李鹏总理口头批示，李济琛老先生的故居应该早就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了。后来梧州进行了挂牌仪式，胡耀邦还写了匾，也作为广西梧州的一个旅游景点。
李沛瑶的大女儿，最近被选为北京市民革的副主委了。在2001年受到中央的邀请，我伯母就从美国回来，参加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的有关活动。当时在北京很隆重了，当时北京的七个政治局常委都接见了他们，都照了相。广州方面后来也在广州迎宾馆专门宴请了我伯母一次。她已经八九十岁了，从美国坐轮椅回来，我们家属又团结在一起，非常的高兴。
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我们家里就是这样的一些情况。
我是民革的党员，也讲一讲民革的情况。我参加民革时间也不是很长，后来也当过民革专职副主委，我自己的体会，因为我父亲原来也是政协的，给人的感觉政协是当花瓶或者是衬托，但是我参加民革，到政协做了两届的常委，我们也在倡政议政、民主监督、为祖国的统一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也并不是花瓶了。我记得在我的任内有两个提案，到现在还是很深刻的，一个就是十九路军陵园，一个就是新一军抗日战士陵园，这两个陵园我们民革一直在关照，提了很多建议和提案。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刚刚到民革的时候，因为动物园等的原因，纪念亭分为两半，所以应该归还一部分给十九路军陵园。后来也是在我们民革召开了现场办公会议，请了有关的单位来讨论，怎样来把这个工作做好。陈开枝主席从头到尾都很关注这件事，十九路军陵园的事圆满画上句号。
新一军抗日战士陵园，我上个星期作为政府参事的名义，想到现场看一看，本来部队的通行证都给我们了，后来又请示，我去吃了一次闭门羹，说是要找广州部队哪里哪里，才让去看，所以没有看成。最近我听到一个信息，曾经在十年前也有这个事情，就是新一军战士的后人写信给当时的领导人，从中央到省到市都写了信，就是希望把新一军的墓地能不能搞好。我在任的时候，听说是异地搬迁。最近民革中央就委托我们省民革来关注这件事，胡锦涛总书记收到了台湾新一军战士后人的信，要求咱们把新一军抗日烈士的墓地建好，胡总书记就来问民革中央，民革中央又来问我们省民革。新一军历史的意义，大家从哪一个角度来谈，都是弘扬我们民族精神，是我们中国人第一次参加，也是唯一一次参加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人，他们出国保卫我们抗日的生命线，但是现在到底怎么样了我也不太清楚了。（陈开枝插话：那些事的处理，是有一些领导毫无政治意识的处理，有一些人纯粹是官僚。）（朱振中插话：本来市委市政府已经有了异地搬迁的意见，但是有一些后人不同意，通过上面把信转回来。本来是好事，现在如果办坏了就麻烦了，所以又在重新再征求意见。现在还是等待最后落实吧。）当时我也汇报了这个事，民革中央的意见也是同意异地搬迁。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事总有一天会搞好的。（陈开枝插话：新一军在缅甸死了二万七千人啊。我离开政协之前，最不安的就是这件事。本来弄的差不多了，一个领导就把这个事给砸了。）
这次汶川大地震，又给我们中华民族一次大考验，以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组织全国的力量，马上投入了防震抗灾的工作，温家宝总理马上赶赴灾区组织工作，把抢救生命作为重中之重，赢得了抢救生命的最宝贵时间。在座各位从某种意义来讲，都是地震的幸存者，既然幸存活下来，我们就要好好的活下去，我们要为振兴中华、为祖国的统一继续发挥我们应有的贡献。谢谢大家。
【陈序泽】（市政协历届委员代表）
各位领导，我参加这个座谈会，听了诸位领导的发言，深深感到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广东先走一步，来之不易，坚持下来也不易。从我们党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改革开放以来，现在已经三十年了，回顾这三十年，党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和实践，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走这一步也不容易。农村的改革就是搞包产到户，当时我是在佛冈县委工作，那个时候我带了一部人到一个公社去蹲点，就搞了包产到户的试点，很快就搞了起来。一动员起来之后，一个星期就全部包干到户了，这个点就影响到其他所有的公社，也跟着要抢先搞包干到户。但当时我们这个情况汇报上去，我们还是归地委领导，地委听到汇报之后就听到非常惊讶，当时地委的主要负责同志匆匆赶到佛冈，要召开公社书记以上的干部会议。那位主要负责同志来了以后给我们开会，就训话，讲了两三个小时，说小小芝麻官，明明是分田搞单干，却说是大包干，你们这样搞，我们辛辛苦苦搞了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就被搞完了。当时就让县委表态，还让我们写意见，结果到农村里，跟农民说要把全部田收回来。农民就不表态。当时说是要收回来，但是结果是没有收回来，那时是1979年了。80年佛冈归到广州市委，后来的大包干就一直发展下去了。农民对大包干的政策总是放心不下，总是担心会变，中央也是看到农民的心，每年都发一号文件，稳定民心。
我们国家的改革是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各个领域全面开展的，从沿海、沿江、沿边，东部到中西部，开放的大门打开了，通过这三十年实现了两个伟大的转折。一个就是我们国家由封闭、半封闭到全面开放这个伟大的历史转变。另外一个转折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全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两个大的转折，就实现了经济的发展，三十年来我国的经济是持续稳定快速发展的，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经济总量，2007年达到了24万6千6百亿，比78年增长了67倍，人均生产总值由381元提高到18665元，比78年增长了49倍。国内生产总值，原来我们国家是占全球的1%，现在是5%以上。我们的经济总量跃到世界第四位，进出口总量成为世界第三位。
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我们从切身的生活中也可以体会到巨大的变化。原来是一套衣服，新一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现在是随时可以换新装了，还要讲品牌。吃饭的方面，由吃不饱、捱饿，饥不择食变为吃饱吃好，还要选择讲营养、讲健康、讲安全。住房方面也有了很大的改善，出行基本上改变了路不平、交通难的情况，铁路电气化、快速化，飞机国内外直航大城市，公共汽车、地铁、轿车等等很便利。生活从烧柴、烧煤到现在的用电、用天然气了，通信逐步发展普及，传真、手机短信、电子文件快捷方便。阅读写作由人手笔记变为使用电脑、鼠标，网上浏览，也可以进行快捷的打印。旅游由极少数人享有，变为百姓的生活，众多旅行社天天出团，到省内外、国内外旅行。居民的财产从手表、单车发展到八十年代初期的洗衣机、电视机、收录机，然后到摩托车、照相机等，九十年代彩色电视机、电脑、数码照像机等。九十年代后期又转到房产、汽车和股票。人民生活的巨大变化，反映了我们国家工业化、经济现代化，以及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反映了一个国家走向富强，人们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干部群众的思想观念方面，我们也深深体会到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前对私有经济又怕又爱，改革开放前禁止发展私有经济，私有财产被歧视，干群不敢讲发财，不敢发财致富，私人致富有罪，现在政府鼓励发展私有经济、立法保护私有财产，个人千方百计发展私有财产，大胆的发财致富，越富越光荣。经济管理向市场经济转变，改革开放前认为市场经济是机会主义，不开放自由市场，统购统销，不准自由买卖，违者视为投机倒把。现在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放弃计划经济，培育和发展市场经济，农产品、工业品自由上市。改变不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工作方法和制度、政策，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路。机关行政管理由人治、“一把手”说了算，向民主政治转变，依法行政、依法治国。过去认为人权是资产阶级的，都视为禁区，讲以人为本、人权就受到批判，现在变为党的主流意识形态，以人为本成为党和政府的重要政治发展目标，人权观念转变为保护公民权。社会就业从被动到主动，就业从过去的被动就业到双向选择、主动就业和自主创业。对资源生态环境从掠夺到保护转变，现在发展经济，先评估有没有污染、破坏不破坏生态环境，新项目上马要落实保护生态措施。改革开放前有很多东西被视为洪水猛兽，但是现在主动招商引资，派人出国考察学习，放开出国留学，千方百计学习别人好的东西。学习、消化、创新利用，这些思想观念的转变，也反映了党和国家经济体制发展的变化，也反映了人民群众从心底支持改革开放。
三十年的发展事实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点，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摸着石头过河，出现一些偏差，走弯路，甚至错误，都是难免的。我们绝不能因为某项改革出了偏差和错误，而就去否定改革开放。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和增长方式粗放、资源环境代价过大的问题，继续创新能力不强，经济质量与经济质量国际竞争力不高的问题，农业基础薄弱，城乡差距扩大的问题，在分配上某些行业提高行业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干部作风上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弄虚作假、腐败等一些问题，还有当前的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压力加大，劳动就业、教育、医疗卫生、住房、产品、质量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等问题，我们要正确对待，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被问题吓倒，更不要因此而对改革开放动摇，甚至走回头路。这些问题都是改革开放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也有一些是历史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一定的时间，急不得，而且这些问题只能靠解放思想，靠改革开放进一步的发展来解决。现有的问题解决了，又会有新的问题出现，要解放思想，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开放来解决。只有不断的发现问题不断的解决，在发展中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中发展，才能坚持把改革开放进行到底。我们相信，只要有以胡锦涛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正确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我国的改革开放一定能够坚持进行到底，直到实现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宏伟目标。
谢谢大家。
【麦扬】（原广州市政协副主席）
我讲一点改革开放的情况及体验吧。
我是1978年初到1987年初在计委工作，三句不离本行，就讲一下计划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些经历吧。总的来讲，改革开放三十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一滴水可以见太阳，从广州市可以看到祖国山河大地面貌的巨大变化。我这里举几个例子，就很能够说明问题。
八十年代初，从80年到83年，那时广州市的生产总值，每年大概只有70亿左右。到了去年呢，就达到了7050亿，增长了100倍。广州市地区的财政收入，83年只有21个亿左右，到了去年，就达到了2116亿，也是增长了100倍左右。外贸出口方面，八十年代初只有6亿元人民币左右，大概结算是2亿多美元，到了去年，我们的外贸出口达到了379亿美元，增长了150多倍。从这些数字就可以看到这个变化是史无前例的，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当然我们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是经过披荆斩棘，顶着巨大的风险，排除万难，才杀出一条血路来的。今天上午几位老主席都讲了，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可以说是以开天辟地的勇气，以巨大的、无与伦比的智慧，顶着巨大的风险，排除万难，给我们改革开放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今天上午这些同志讲的对小平同志的评价，我是非常同意的。当然还有几代党中央集体领导，还有全党全国人民创造性的智慧和劳动。经过三十年来的艰苦奋斗，取得了今天的成就，确实来之不易。
我在计委感受最深的就是一点，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变化是非常非常深刻、非常非常巨大的，建国后二三十年，一直到改革开放初，我们是从苏联老大哥那里搬来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渗透到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说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是实行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对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对工业消费品实行统购包销，对生产资料是统购统配，对人民生活必需品是凭证限量供应。当时有人统计，票证最多的时候达到40多种。分配是平均主义，所谓“铁饭碗”、“大锅饭”，对财政收入是统收统支，对外贸易是统一对外、统一经营、统负盈亏，物价管理制度是国家统一定价，价格和价值严重背离。这些制度实行了几十年，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了，认为这是社会主义，谁要改变它就是离经叛道，就是复辟资本主义。
但是这种无所不包的计划经济体制，就造成国民经济的发展非常缓慢，从中央各部门到地方、基层、企业一直到个人，没有多少的主动性和创造性，长期形成了一种计划经济，人民的吃穿住用样样都是供不应求，比如说粮、棉、油、糖，一直到猪肉、禽蛋等都是凭证限量供应的。广州人最爱吃的鲜鱼，每一个月凭票限量供应五毛钱，有时候还买不到。那时候由于取消了小商小贩和个体经营，给人民的生活造成了很大不便，当时吃早餐难、吃饭难、理发难、修修补补难、卖小商品难等。在这样的情况下进行商品改革，向商品经济以至于市场经济过渡，不仅要触动旧的体制，改变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而且首先要打破传统的市场观念，其难度可想而知。
正如田纪云同志最近在一篇文章所讲到的，在中国进行体制改革，真可谓难于上青天啊。要打破传统观念，促进思想大解放，首先就要归功于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打破“两个凡是”以及平反冤假错案，为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思想和舆论的准备，也为改革开放做了思想和舆论的准备，试想如果没有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在传统观念的束缚下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谁敢越雷池一步呢？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决定要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接着79年4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中央正式提出试办出口特区，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同年7月，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了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执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当时中央决定对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地方以更多的主动权，抓紧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尽快把经济搞上去。可以说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首先是以开放促改革，开放本身也就是改革，改革反过来又推动着开放。
广东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之后，对广州市对内搞活经济、对外搞开放，也相应了下放了一些权限，但是当时只是限于广州和各地市，是差不多的待遇，并没有像省委主要领导同志指示的一样，要把广州市作为全省的重点给予优惠待遇。例如当时广州市除了“三来一补”的项目可以自行审批之外，有关合作经营、合资经营的这些项目，都要送给省委主管部门审批，层层关卡，手续繁多，广州市也没有多少的主动权。进出口商品也是由省外贸部门来发配额和许可证，国家统配重要物资，由省统一分配下来。广州市钢铁厂、广州造纸厂、广州水泥厂、广州化工厂等生产的产品，广州市也没有主动权，只有完成生产任务之后，超产部分才能进行调剂。财政体制方面，省对广州各个地市进行分收制分级包干，这种做法虽然比过去的统收统支体制有了改进，但是由于省财政部门核定广州市的收入任务比较重、支出比较紧，再加上工商税收是比较稳定的增长，广州市的财政还是比较困难的。当然省里也是比较困难的，全省有几十个山区县，相当的部分还要财政的补贴。那个时候叶选平当市长，后来当省长，我就问他，为什么当省长之后不照顾广州，他说屁股指挥脑袋，省里很多部门很难搞，都有利益集团。
（杨资元插话：姚依林当副总理的时候提出上调海关税，于飞同志就提出省的市的都不要了，全部给中央吧。两个城市海关税最多了，轻易就给中央了，姚依林同志当场就表扬于飞，说有全局观念啊。后来我给叶选平同志汇报，当时关税是省一部分，市里一部分，他说省市都不要了，都给中央了。其实省关税最大的就是广州和深圳，不关他什么事的，我给选平同志汇报的时候，他说定就定了嘛，你就忍一忍吧。我在的时候是最困难的，又没有电又没有钱。）
当时广州市的城市建设、社会事业、人民生活欠帐很多，城市面貌很破旧，交通拥挤，住房困难，环境污染。当时市里流传一句顺口溜：“电灯不亮、电话不灵、道路不平、自来水不清”，骑单车比打电话快。当时广州市的干部也是普遍反映“特殊政策不特殊、灵活措施不灵活、先走一步不先走”。当时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同志听到这句话，在一次省里的动员大会里明确表态：“特殊政策要真特殊，灵活措施要真灵活，先走一步要真先走。”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1981年5月任仲夷主持召开全省常委会议，用了整整三天的时间，讨论广州市的具体工作，特别是城市建设问题，当时省委做了几条原则的规定。第一，把广州市作为全省工作的重点，不能把广州市与各地市等同看待，要在全省国民经济计划安排上从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重点支持，以充分发挥广州这个中心城市的作用，更好地促进全省国民经济的发展。第二，在对外经济活动中要放宽政策，给广州市更多的自主权和机动权。第三要大力加强广州市的城市建设和管理。第四，省委要适当增加给广州市的机动财力，给予休养生息的机会。第五，省有关部门要真正重视和支持广州市的工作，把经济搞活，凡是能够给权力的就多放一些权，能放宽政策的就多放宽一些政策，能给钱的就多给一点钱。会后任仲夷等同志把省委常委讨论的一些具体内容，修改的定稿，整理好一份《省委常委讨论广州市经济发展会议纪要》和《省委常委讨论广州市城市建设的会议纪要》下发各厅局参照执行。尽管省委书记兼广州市市长的梁灵光同志反复做疏通工作，但省委常委会通过的决定，在本省各部门行不通，广州市要做到松绑、要放权非常困难。
广州市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是由八十年代初开始的，真正的突破是在1984年。我记得是1984年10月20日召开了第十二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了赵紫阳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要进一步贯彻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改革的基本任务是要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个决定发了以后，广州市的城市改革才开始突破，所以84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84年1月小平同志第一次南巡，为深圳、珠海经济特区亲笔题字并作了重要讲话，肯定了办特区的路子是正确的，给广东的特区建设以决定性的支持。小平同志视察之后，提出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点，增加几个港口城市。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这样做肯定是利多弊少。根据小平同志的倡议和中央书记处的决定，84年12月在北京召开沿海部分城市的座谈会，之后中共中央向全国下发了这次座谈会的纪要，中央决定进一步开放上海、天津、广州、大连等14座沿海港口城市，在扩大地方权限和给予外商投资优惠方面实行一系列的放宽政策措施。同时中央、国务院为加快区域中心城市改革开放步伐，以促进经济发展，除了选择重庆市作为中央改革试点之外，还打算选择广州、武汉、西安、沈阳、哈尔滨等6大城市实行在国家计划中单列，并赋予省一级的管理权限。
当时广东省实行特殊政策，广州市要恢复计划单列的待遇，就必须要经过广东省委、省政府的同意。1984年10月，广东省委常委会讨论同意广州市恢复计划单列。关于这个计划单列我多说几句。广州在解放后一直到54年都是直辖市，计划单列是中央直接下发的。55年之后就改为省辖市，广州还是实行计划单列，还是有相当于一些省的经济管理权限。后来取消了，所以这一点对广州的影响真的是大了。省委开会同意广州市恢复计划单列，会后，梁灵光当时是省长，马上电告国家计委。
我到北京开会时，找了北京有关部门联系，当时国家计委的综合局局长就跟我讲，国家计委到现在还没有收到广东省政府正式来文，所以很难办理计划单列，你要等到当时的副省长杨德远来开会来定。我就着急了，打电话回来，向许世杰、叶选平等同志汇报，他们两个人也找了杨德远同志，找他疏通，请他发文，但是他一直推搪，说既然省长已经给国家计委打了电话，就不用再发文了。我就很着急了，如果等到他来就麻烦了，可能他就会推搪，说今年来不及，明年再说吧。当时就打电话给书记、省长汇报，就跟我说去国家计委疏通疏通，争取争取，在这样的情况下找到宋平，他是国家计委主任，找他汇报，省委已经做了决定，省长也打了电话，应该算数了，现在正式文件来不及送啊。宋平同志说好啊，你找甘副主任商量商量，他是电白人，中大毕业的。我找到他来汇报，他非常支持，他说省长有电话记录吗，就马上让办公厅找电话记录，找到之后亲自批示，批给综合局，让综合局给国务院24个部委，通知他们单列。当时就通知了24个部委，就把广州市单列从85年起定下来了。
杨德远同志到了北京，知道已经定了，就跟我讲，财政你不要单列嘛，你广州是特殊政策，你一旦单列，广州的特殊政策就没有了一半，外汇也没有了一半。当时我们也找了财政部联系，财政部说你单列怎么待遇啊，你们参考武汉他们的待遇吧，按照核定的比例，你的基数和收入，超收部分按照你基数来分成。我想这样计划单列也不是很优越啊，就跟杨德远同志商量，结果后来是省里和市里研究，广州市跟省超收分成，超收部分广州市是60%，交给省里40%。后来我们算算帐，比那样就好一些。如果按照武汉的待遇，不见得好，现在这样的方法省里好我们也好。外汇留成也是这样的。
广州市通过计划单列，可以说是松绑、放权了，我们作为计划部门，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首先就是计划管理体制改革，我们是以扩大企业自主权、开放市场为突破口，将高度集中、无所不包的指令性计划大大缩小，将指导性计划指标相应增加，逐步以市场调节取代计划调节。84年12月20日中央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有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家计委又下发了关于计划体制改革的一些规定，所以我们就比较好，有根据了，就把工业企业的指令性计划产品由79年的208种到1985年减少到20种，产值仅占市属工业总产值的15%，绝大多数都是参考性的，按照市场公平变化来调整计划，企业就有了发展生产的自主权、投资性，农业生产方面全面改为指导性的计划，主要农副产品实行指令性收购的品种，指令性收购从79年45种减少到85年的5种。水产品，肉、禽、蛋、蔬菜等一些，在全国大城市中率先取消指令性计划，放开价格、由市场调节。随着89年到91年全省先后取消粮农订购包销计划，在全国最早结束票证经济。
计委口的有关物资管理体制改革、物价管理体制改革、劳动工资管理体制改革，也相应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详细讲了。总体来讲，改革开放三十年，前五年就是79年到83年，改革主要是在农村进行，84年重点转入了城市改革，由于农村改革带来了新的变化，城乡、城镇、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占了城乡工商企业的半边天，农村市场继续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又有力推动了城市改革的发展。从84年到88年，这后五年，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推进，对外开放的的迅速发展，广州市的国民经济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回顾八十年代这个阶段的改革开放，觉得也是来之不易的，当然以后九十年代，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那是一次大解放了，整个开放又迈进了一个新的阶段。
我就谈这些，如果有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
【司徒梅芳】（原广州市政协副主席）
大家都谈到不解放思想就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有改革开放就不可能有这三十年的辉煌成就。那解放思想的思想是很多的，我想就我自己亲身经历和比较熟悉的情况谈一谈。
我比较熟悉华侨和港澳方面的情况。解放以来在对待华侨问题上经常受左的影响，五十年代的土改运动就出现过把许多华侨、工商业者、自由职业者错误打倒，到了文化大革命更被视为反革命的基础，70年当时省革委在只走左的路线上搞了一个处理干部海外关系的六条意见，被我们称为“黑六条”，凡是有港澳海外关系的干部，不管从事什么职业，只要还有联系，就要进行批判斗争，今后一律不吸收有海外关系的人当干部，对干部的婚姻要把好关。这些都是过去大家知道的，制造了一批冤假错案。当时的华侨新村被誉为“小香港”、“小台湾”，“阶级敌人的避风港”，一批知名人士被批斗，开展反偷渡外逃运动的时候，还把所谓有问题的人集中审查，各地的侨眷被吓得人心慌慌，当时根本不可能把毗邻港澳、华侨众多作为优势，认为这些都是不好的。
打倒“四人帮”之后，77年邓小平在接见港澳同胞国庆参观团的时候就说到，什么海外关系复杂不能信任，这种说法是反动的，我们现在不是海外关系太多，而是太少了，这是一个好东西，可以打开各方面的关系。所以当时的“海外关系是一个好东西”，的确是一个很新鲜，也是很珍贵的说法。就是为海外关系正了名、平了反。跟着78年12月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跟着召开了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叶剑英委员长为大会题词，为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现代化大力发展侨务工作，当时解放思想，就跟侨务工作联系在一起了。
当时我亲身经历，78年市委调我到侨办工作，我参加了这次会议，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原来我是很害怕到侨办的。参加会议之后，受了教育，大大加强了做好侨务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开完会回来以后，在市委领导下全市掀起了贯彻落实侨务工作的热潮，后来在人大、政协、政府各个部门，包括侨办在内了，落实侨务政策，这些数字我就因为时间的关系就不念了。到85年平反冤假错案多少？清理归侨侨眷19万份啊。（杨资元插话：当时我是属于疏散回乡的，已经通知我了，全家都搬到乡下去。第一年工资照发，第二年就自食其力。我的海外关系是比较多的，我是在香港出生的。）
当时我们平反冤假错案有一千多宗等。做了这些工作之后，侨务工作逐步的落实，争取了华侨、港澳同胞开始回来投资。今天上午几位老主席也讲了，广东省委、广州市委的领导，在中央和邓小平等同志的领导下，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以前对华侨港澳同胞要打击、要排斥，现在认识到华侨众多、临近港澳是我们一个重大、独特的优势，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转变，这是来之不易的。现在我们说华侨众多、临近港澳，说的是很好听，也很美妙，但是以前就不是这样的，经过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就来了一个重大的转变。（杨资元插话：当时说阶级斗争，临近港澳，是资产阶级思想最严重的原因。当时廖承志同志在广州做了一个报告，说自己的社会关系最复杂了。廖承志同志是现在侨办廖晖的父亲，他在中山纪念堂做的报告，我都去听了。）
以前去探亲都被说成是偷渡。因为这样一个重大的转变，才有了广东开放改革先走一步。刚才也有很老领导说了，先走一步有很多内容，但是为什么广东能够先走一步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华侨众多、临近港澳，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发挥的巨大促进作用。在这样的情况下，究竟怎样更好的激发华侨华人、港澳同胞的积极性呢？当然这里各个部门都做了很多工作。侨办的建议，要给华侨港澳同胞以名、利加优惠的待遇，就是给一定的名誉、一定的优惠政策、给家人一定的照顾，包括住房的政策落实、家属的就业等等。这个建议得到了市委领导的重视，侨办和有关部门，包括外经贸委等各部门共同草拟了广州市荣誉市民授予办法，并纳入了广州市华侨港澳同胞投资优惠办法。广州在全省率先实行对有重要贡献的华侨华人、港澳同胞及外国友人给予广州市荣誉市民的光荣称号，最早是在79年底授予。从79年到现在，广州共有370名荣誉市民，其中319名是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另外还有几十个人是外国友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华侨华人、港澳同胞对家乡的贡献也是越来越大，改革开放以来，他们捐献给广州地区的款物是36亿多元，其中本市接受捐赠是18.78亿。今年发生的雨雪冰冻灾害，还有四川地震灾害，他们也是感同身受，捐款捐物也是非常踊跃，中华民族在危难关头显示出超常的凝聚力。
当时由于更新观念，对归侨中的先进人物进行表扬，并集体推荐优秀的归侨侨眷担任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工作。广州市政协有些港澳委员还被推荐为省政协和全国政协委员，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为了更好地团结和联系港澳历届委员，93年继汕头市之后，广州市是第二个酝酿在香港成立了香港政协委员联谊会。现在全国各省政协都有了香港委员联谊会，成为很重要的爱国爱港的力量。华侨港澳同胞的爱国传统不仅体现在他们本人所做的重大贡献，他们还十分重视对后代的言传身教。获得广州杰出贡献奖的霍英东先生，他的贡献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多讲了，大家都知道。他曾经说过，我们老一代对家乡建设的深厚感情要传给下一代，让世世代代都爱国爱乡，事实上他的后代是能够继续他爱国爱乡传统的。我们所熟悉的很多著名人士对后代也是言传身教，我们都亲眼看到他们的后代都能够继承父辈爱国爱乡的传统，用不同的方式做出自己的积极贡献。菲律宾归侨黄川水先生祖籍虽然是福建，但是曾经在广州工作过，他在香港的孙子就出资支持特殊教育。
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对这些事有所接触、有所参与，事实证明没有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就没有侨务工作、统战工作、政协工作的大发展，没有经济建设又好又快的发展，没有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今后我们还要继续解放思想，树立世界眼光、贯彻科学发展观，才能进一步促进政协工作、统战工作和侨务工作在广州建设首善之区做出更大的贡献。
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
【梁智万】（市政协历届委员代表）
过去我们是属于团结改造、利用的知识分子，虽然没有受皮肉之苦，但是精神的压力很大。后来开放改革的政策，不仅有经济的发展，在思想解放之后，解放了很多人，这些人就是很大的生产力。当时我们在压抑之下一样在工作，但是很不开心，自从司徒梅芳把我们解放出来之后，我们做事情就特别的卖力，直到今天，我们退休了，因为司徒大姐还叫我们继续努力，还要去干，所以我退了休还在搞老人事业。我是老人病专业的普通医生，但是我参与搞了一个由民革的徐胜英大姐搞的老龄公寓，后来我们搞尊老康老协会的寿星大厦我也去了。现在我们还准备再发展，在帽峰山那边还要继续搞。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老的，现在政府给我们很多钱，我们现在退休了，每一个人都拿着很高的工资，开放改革医疗卫生事业大发展，我们自己的医务人员生活有大好转，我们虽然拿着很多的退休金，但是往往很多就是空巢。我的同学儿女到了国外，家庭都是空巢，病中在床，从美国回来看一看也就是走了，死的时候也不能在身边。
我想在座的各位空巢的也不少，还是要继续努力，人家解放了我，我也要解放更多的人，把这些老人进行好好的安置。现在政府搞的，在上水那边，仅仅的一间，还是很不够的，我们这些老人，起码有10%。当然一步步地搞居家养老，这口号什么都有，但是真正去做，也都是没有落实的，经费的来源也没有，就是搞我们医院的高楼大厦，大的医院发展的越来越好，省人医、中山医都像是宾馆一样，其实不一定要搞的那么好、那么大，人民并不一定需要那么大的医院，医院不要越搞越大，应该分散开来，要适合人民生活方便，能够去的地方，搞大了又很远，病人又集中，在那里排队。
上午各位领导都发了言，领导都很辛苦，顶着风浪干，把社会生产力解放出来。但是你们看病都是前呼后拥，但是普通老百姓看病就很困难，今后要发展社区医院，社区医院现在在市政府那里还是停留在口号上，报纸登了很多，人家以为真的，其实我调查一下不是真的，市政府还没有拿什么钱出来进行发展。我们现在纳税人搞了那么多钱，我看搞形象工程是搞的很多，但群众实际需要的，大家都会老的，在座有的人可以有公家的车可以用，看病时前呼后拥，但是有的人不是这样，而且老了以后儿女不在身边，看病真的很不方便，所以发展社区医院很重要。
希望各位领导能够再解放思想，包括要解放人，老年生活的好转，最后归属怎么样，老了以后都有不能动的时候，怎么处理，我看应该投入一些钱。我们以前应该是纳了很多税的，要把我们纳的税用一点在老人身上。
我今天就不说了。
【主持人：郭锡龄副主席】
差不多了，我们请振中主席做一个总结吧。
【朱振中】（广州市政协主席）
也不是总结，就是一个座谈会的发言吧。
为了隆重纪念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市政协党组和市政协主席会议根据中央、省、市委的统一部署精神，经过认真研究和听取各方面意见，决定举办广州市政协隆重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系列活动，主要有：召开市政协历届领导、委员代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座谈会；以市政协名义发表纪念文章；举办广州改革开放30年摄影展“瞬间的见证”；举办“迎国庆、贺中秋”暨纪念广州改革开放30周年诗书画雅集；召开人民政协与改革开放研讨会；征编出版《广州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文集》、《改革开放中的广州政协委员》。今天这个市政协历届领导、委员代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座谈会，是整个系列活动的“头一炮”和“重头戏”，很有意义。刚才，大家畅谈改革开放30年的“亲历、亲见、亲闻”，歌颂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辉煌成就，回顾广州改革开放先行一步和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市政协和广大政协委员在我市改革开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展望广州发展的美好前景和人民政协更为重大的历史使命，倍觉亲切，感受良多，体会尤深，闪烁着思想解放的熠熠火花，提出了不少颇有见地的思路、建议和措施，既有利于促进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又有利于工作的改进、创新和发展。
从今天这个座谈会的成果来看整个系列活动，我们希望能达到对市政协委员和机关工作人员进行一次改革开放和解放思想的再教育，以思想大解放推动政协工作的新发展，为进一步推动广州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科学发展作出新贡献的目的。尤其希望大家对如下三个重大问题进一步统一思想、形成共识。
第一，深刻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意义，坚定不移地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推向前进。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对我们党和国家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的伟大事业，是推进现代化建设的的新的伟大创举；改革开放符合中国国情，符合党心民心，符合时代发展潮流和社会发展规律；改革开放使中国人民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使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使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因此，在建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发展阶段，我们要坚定不移地继续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推向前进，为今后夺取小康社会新胜利，谱写人民美好生活新篇章而努力奋斗！
第二，深刻理解广州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启示，更加坚定地以思想大解放推动广州改革开放大发展。广州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证明，我国改革开放的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决策和方针政策是符合实际的，取得的巨大成就和成功经验是鼓舞、激励和指引我们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力量源泉。广州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探索，是思想大解放的产物。思想大解放，敢想、敢干、敢为人先、敢于改革创新，是广州改革先行一步、抢抓机遇创辉煌的重要思想基础和关键。因此，在推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新征程中，广州要按照省委对广州的新要求，以深入开展解放思想学习讨论活动为先导，进一步解放思想，在新一轮改革开放大潮中继续先行一步，勇当实践科学发展的排头兵，使改革开放成为推动广州大发展、建设广东“首善之区”的强大动力。
第三，深刻理解我市政协工作促进我市改革开放的重要贡献，充分发挥我市政协工作推动我市改革开放大发展的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市各级政协发挥人民政协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面广、代表性强的独特优势，全面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在协商议政、调研视察、撰写提案、反映社情民意等工作中，围绕破除计划经济思想、体制束缚，坚持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加快经济发展；广交朋友，广开渠道，推进穗港澳台经贸文化交流与合作；重视城市规划、建设、管理、重视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建设适宜创业发展和适宜居住生活的城市；关注民生，促进和谐，多办实事；反映、协调各方关系和利益，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稳定等方面的重大问题或突出问题积极献计出力，充分发挥了“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建言献策的参谋助手作用，坚持团结民主、交友联谊的凝心聚力作用，敢讲真话、敢进谏言的民主监督作用，勇于改革、勇于开拓的探索创新作用，对外经贸文化活动中主动牵线搭桥、积极招商引资的桥梁纽带作用，为促进我市改革开放作出了重要贡献。当前广州改革开放和城市化发展都处于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市的政协工作务必继续解放思想，发扬改革开放精神，推动政协工作的新发展和为推动我市改革开放大发展作出新贡献。为此，首先就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的独特优势，就进一步拓展我市改革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提高改革开放水平，为按照省委对广州的新要求，建设广东首善之区多进良言、多献实策，尤其是对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广州城市现代化发展的新目标、新定位；如何“跳出广州谋划广州发展”，从立足珠三角城市群、依托粤港澳合作、面向世界、服务全国的战略高度和宽广视野，以新的理念、思路谋划、推进城市发展，闯出一条中心城市科学发展的新路；如何把建立现代产业体系作为建设“首善之区”的重要基础，加快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体的中心城市产业结构，大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充分发挥广州在珠三角制造业基地优化提升中的龙头带动作用，大力加强与港澳台的产业合作，加快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如何把建设宜居城市作为建设“首善之区”的重要目标，更加关注民生问题，切实改善民生福利，增强群众幸福感，将以人为本的核心要求贯穿于城市现代化发展的全过程等方面，多提有前瞻性、建设性的建议、思路、对策和措施，供市委、市政府作决策参考。
最后，衷心感谢大家对这次座谈会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
【主持人：郭锡龄副主席】
同志们，我们今天开了一次非常好的座谈会，各位老领导、各位老委员以大量的亲身经历，亲睹亲闻的事实，重温和讴歌了广州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巨大成就，不仅使参加座谈会的所有同志深受启发、大受教育，而且也将大有助于我们以史为鉴，做好人民政协的各项工作。
时 间：2008年5月20日上午
地 点：广州市政协礼堂
地 点：广州市政协礼堂
【主持人：郭锡龄副主席】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世纪之交的这30年，我们国家经历了一次极为重要的革命。正是这场由邓小平同志掀起的波澜壮阔的伟大革命，使一个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贫弱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一跃成长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使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生前的夙愿成为了现实。
广州是改革开放领风气之先的前沿地，广州人以极大的勇敢和智慧，不辱使命地抓住机遇，冲出禁区、雷区，为全国的改革破冰开路，担当了“吃螃蟹”的先行者，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举中再次留下了深深的历史印记，也为广州的发展写下了美轮美奂、浓墨重彩的一页。如今的广州人已不仅仅是满足于日新月异的变化，而是在筹划着下一步要建设两个适宜的“首善之区”。
在座各位既是广州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见证人，也是改革开放实践的组织者、参与者，抚今追昔，不仅有资格为广州的今天满怀自豪之情，更有充分理由对广州的明天寄予更高更美好的期许。今天我们请来了市政协历届领导、部分历届市政协委员，以各位“亲历、亲见、亲闻”的事情，畅谈广州改革开放30年的精彩和辉煌，为市政协委员和政协机关工作人员进行一次改革开放和解放思想、观念更新的再教育，以新一轮的思想大解放推动政协工作的新发展。
现在，发言开始。
【张汉青】（原广州市政协主席）
图为张汉青在发言(李志洁摄)
各位同志，今天召开这次座谈会，也是我们全国哀悼四川汶川大地震遇难同胞的日子，“5?12”到现在，今天是第八天了，这些天我和很多同志一样，都是在家里看电视，流着热泪。大难当中，更深地体会到什么叫“血浓于水”、什么叫“守望相助”，体会到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精神，感受到我们中华民族的脊梁，在大难当中见精神。地动天不塌、大灾有大爱，在这里也看到人性的张扬，也从中感到“多难兴邦”的古训。
联系到今天的会议，对改革开放这三十年的伟大成就，这条路线和方针确定的伟大功绩，感受到我们国家一定要强大、要富强，我们才能抗大灾。我最近看到《参考消息》，有一个报道说，面对这场灾难，这段事实，就连对华一向不友好的《华盛顿邮报》也不由感叹：中国迅速应对灾难，赢得世界赞誉。就是我们如此迅速地动员救灾，另外我们这次信息如此公开、透明，特别是对比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确实我们这三十多年的变化很大、进步很大。俄罗斯的俄新社有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挺住”，当中有一段话：“我们知道，一个总理在两小时内就飞赴灾区的国家，一个能够出动十万救援人员的国家，一个企业和私人捐款达到数十亿的国家，一个因争先献血、自愿抢救伤员造成交通堵塞的国家，永远不会被打垮。”美国有的媒体也有这个评论：“在此次抗震救灾过程中，中国政府体现出的能力及透明、开放的作风，不仅展现了一个自信的政府，也让西方看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新加坡《联合早报》感叹：“中国式总理是无法复制的，想学也学不来。”还有媒体从成都发的报道说：从救灾的现场来看，不论是反应速度的快速，还是在使用的救灾设备，或者是抢救工作安排上，都较现代化，不再单靠人海战术。救援人员使用的工具看来较以前先进，包括使用大型的机械设备，穿的制服也很一致和整齐，较像一支现代化的救援队，摆脱了过去的土样子。在汉旺采访的一个记者说，救援人员的装备很先进，这与中国富裕起来有关。这些都说明我们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使我们在物质上富裕起来，较以前有很大的变化。没有这样强大的国家，这样的物质基础，十多万兵力进入，没有直升飞机抢运伤员，没有这些先进的救援设备，调运这么多物资进去，在三十年前，这个情况是不堪设想的。
联想到我们的改革开放，给了我很大的教育。这些天，我也回想了这三十年的一些往事，过一过电影。这三十年，人事代谢是很多的，过去的班子已经换了六届、七届，做了很多很多事情。但是时间这么长，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路线，冲破了僵化的体制，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这条路线定下来以后一直都没有改变过，一直坚持了下来，这是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坚持。这三十年里，当然也不是绝对不变的，也有变的，就是与时俱进，随着形势的发展，不断地突破局限性，不断地坚持改革。如果没有这一条也是不行的，所以三十年的坚持不变，这个基本的路线，改革开放，跟三十年当中一步步的改革，尽管困难重重，都是不断冲破阻力，要变、要继续改革，这是很重要的。这是我自己的一点感受。
当然，说到“亲历、亲见、亲闻”，在这三十年当中，我们跟着老一辈在改革开放的路上做了一些具体的工作。作为一个工作人员，我们在这三十年当中跟着他们做、跟着他们走，也有一些亲历、亲见、亲闻。我在这里讲一点，因为时间的关系，也不可能讲很多。
邓小平同志要广东“杀出一条血路”，这是怎么来的呢？广东怎么向中央要到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试办特区（当时叫出口特区，后来定为经济特区）这个权力的？回想起来，这是形势发展的必然。广东向中央要权、中央给广东的权，这都是形势发展的必然，但是也是来之不易的，是很不容易才争来的。我自己的经历，1972年我重新分配工作，到南方日报，一干就是七年，到1978年的时候，习仲勋同志从北京南下广东主持工作，让我回到省委，后来当了副秘书长，兼研究室主任，兼办公厅主任，我以省委工作人员的身份，参加了一些活动，也有了一些经历。
整个的过程，充满着苦苦的探索和思考，经过了认真的调查研究，经过了省委班子集体作出重大决定，所以是集体的胆略和智慧。同时也是省委的要求和中央的期待相结合的一个产物。当时的背景，十年内乱，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当时是问题成堆、难题成堆，百废待兴，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所以中国往何处去、广东往何处去，这是摆在大家面前的问题。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也很多，冤假错案，对生产力的破坏，社会的问题等等。
当时习仲勋同志来到广东，他年龄已经是65岁了。他来到广东后说，以前是北方的水土养了我，现在到了广东，后半辈子要广东的水土来养我。习仲勋同志到广东以后大刀阔斧，改变了死气沉沉的样子。当时有很多的问题，粮食问题、农业问题、蔬菜问题、吃鱼吃肉的问题等等。还有冤假错案，非正常死亡的问题，离职、大字报的问题等等。当时省委抓了解放思想，就是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再讨论，当时省委认为我们还搞得不够，要再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就是抓这个，同时探讨广东究竟应该怎么办。广东是毗邻港澳，华侨众多，过去跟外面交往是比较早的，地缘、人缘优势都有，但是很多事都不能办，因为被束缚得死死的。
后来到了1978年底，中央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那个会议开了很长时间，从11月份开到12月份，二十多天，这实际上是为后来接着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的。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的时候发表了一篇很重要的讲话：《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三中全会开的时间很短，18号到22号，几天就结束了，但是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大转折，全党工作的着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实施改革开放。拨乱反正，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航程指明了方向。如果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没有以后这三十年的发展了，就不是这样的历史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之后，省委进行传达学习，省委的三级干部会议也开了二十多天，讨论省委的整风问题，怎么抓农业，还有冤假错案的问题、外经贸的问题等等。会后省委的领导就分头到下面去协助组织传达三中全会的精神，调查研究，这也搞了很长一段时间。到后来又集中回来，坐下来向省委汇报，听取常委们分头下去工作的意见，开了七到八天的会议，研究广东的工作。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一定要充分根据广东地处沿海、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的特点和优势，要求中央给广东放权，在全国的改革开放中让广东先走一步，这样广东就可以为国家多做贡献。当时是从为国家多做贡献的角度来说的，你给我们权，我们可以先走一步。
这里有一个小插曲。吴南生同志到汕头组织传达，他爱下棋，所以“先走一步”，我记得就是他提出来的，他写了很长的电报给习仲勋同志，提出应该想一点办法，找一点什么路子。在省委讨论的时候提出先走一步，下棋嘛，先走一步总有优势。要求中央帮助地方，首先要武装广东，给广东一些政策才行，这一点当时省委是一致的。有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再加上大家下去的调查研究，听取呼声，回来以后统一认识，解放思想加上实事求是，就能得出正确的决策。
当时叶帅是在广东的南湖休息，所以当时习仲勋和吴南生同志就向叶帅汇报，希望能够支持广东，给一点权。叶帅听了以后说很好，你们赶快向小平同志汇报。这是1978年底和1979年初的事。到了1979年4月，中央又有一次经济工作会议，还是讨论经济上的问题，当时我作为工作人员，因为我要搞简报等，我也跟着去了。这之前省委做了很久的准备，当时杨尚昆同志已经到了广东，在广东省委传达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杨尚昆同志到了广东，他主持会议，省委一起准备材料，带了材料去的。北京有关部门的领导，谷牧副总理带队到西欧去考察，考察了很多国家，所以他对外面的情况也是很了解，连续在小组作了几次发言，当时党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也参加了，华国锋同志也在这个会上。
后来习仲勋同志发言的时候，当着华国锋同志的面，说这次来开会，我们省委讨论过，就是要向中央要一些权。我记得当时华国锋就问习仲勋，你们要什么权？习仲勋同志就说，我们广东五千万人口，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广东一只大麻雀，在欧洲就顶一个大国或者几个小国家了，但是我们现在的手脚绑的死死的，当时批一个“三来一补”的项目，都要跑断腿到外贸部批，不知道多少时间才能批下来，条条框框很多。当时就要求，中央放一点权给我们，给我们一点新的体制和政策。他后来有说，广东如果是一个“独立国”——当然是一个借用的意思——如果是独立的国家，我们早就搞上去了。这是在小组发言上讲的。
后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各个组的汇报，在汇报的时候，讲到前面这些话——广东如果是“独立的国家”，早就超过了香港——石破天惊，震动很大。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敢于讲这种话的，问题提的如此尖锐、如此鲜明，确实令人很佩服，如果不是一个政治家，没有什么个人的顾虑，就是为了改革开放，是不会说这些话的。结果很快就得到了中央的支持。小平同志后来提出办特区，当时还是叫加工贸易区，他就说叫特区吧，陕甘宁就是特区，而且是我们自己的地方。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广东要杀出一条血路。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定了以后，习仲勋同志就让我赶紧给广东打电话。我当即就给省委打电话，说中央基本上已经定了，要赶快准备。后来谷牧同志带了一个很强的工作组，在1979年五、六月份来到广东，在广东再调查，究竟可以不可以这样搞，要算帐的，穷是穷，但是广东当时还是要向中央做贡献的，究竟一年广东给中央交多少。最后广东就财政包干，广东每年上交10亿。另外侨汇分成，中央三成、地方七成。当时外汇可是很宝贵的。
谷牧同志来了之后，帮助广东省委起草了一个给中央的报告。到福建之后也是同样的事，福建听到广东要权、要政策、要先走一步，他们也提出，我们也是一样的啊，我这里的华侨也很多，你毗邻港澳，我对面就是台湾，我这里也开放很早。确实也是这样的，当然福建比我们更穷，福建每年定额补助2个亿，你干好了多的就是你自己的，侨汇分成具体我就不知道是怎么分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两省的报告送到中央之后，中央是在1979年7月19日发了一个50号文件，这50号文件就批准了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开放当中在经济中进行特殊的政策、灵活措施，可以试办出口特区。深圳、珠海先办，取得经验之后再在汕头、厦门搞，基本上就这样定了。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文件，当然现在三十年过去了，后来一些同志可能不太清楚，包括现在有一些在领导岗位的年轻同志。但是当时的广东，50号文件是广东的一个生命线，是一个分水岭。50号文件之前广东怎么样，50号文件之后广东怎么样，这是清清楚楚的，从省委问到生产队的队长，都是知道的。这是中央给广东很好的政策。我的想法，当然不一定对了，当时可以说是不谋而合，或者不约而同——首先广东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提出这个要求，面对广东这个要求，中央又正好需要找一个地方先试一试，改革开放不可能全国统一齐步走。难道办特区到青海、西藏去？这是不可能的，就是要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广东有了这个要求，中央定的也很快，给了这个政策，这也救了广东，对中国究竟怎么样改革开放也是一个很好的实践。
到了第二年，1980年9月份，当时省委习仲勋同志、杨尚昆同志、田复同志三位领导到中央汇报，书记处用了两个上午来听汇报，在中南海。我也去参加了，负责记录。这个会上，中央就鼓励广东胆子要大一点，说中央已经给了你们广东这样的政策，你们就大胆去做。谷牧同志说广东要当孙悟空，孙悟空就大闹天宫嘛。因为当时中央是定了，但是各个部门还有一套政策，三中全会以前的东西都是有一套的，所以当时也是鼓励广东。
有一个事情很重要，我把当时中央的批语讲一讲吧。中央书记处的会议纪要，1980年9月24日发的。“在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中央是下了决心的，目的是要充分发挥广东、福建两省的优势，使广东、福建先行一步、富裕起来，成为全国四化建设的先驱和排头兵，为全国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经验。中央授权给广东省，对中央各部门的指令和要求采取灵活办法，适合的就执行，不适合的可以不执行或变通办理。”所以“排头兵”这个提法在1980年中央的文件上就写了，不是后来提的。任仲夷同志来到广东工作时也是困难重重，但是根据我的接触，他对“变通”两个字用的非常好，合适的就执行，不合适的就不执行，或者变通执行。
回顾这一段时期，深深感到我们搞改革开放是来之不易的，深深感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重要。也可以说是全国改革开放实验，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最早的实验。这三十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最重要的就是党中央根据广东的实际，给了广东一个好的政策，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本身就代表了生产力发展的迫切要求，代表了人民群众、广大干部群众的一种渴望，因此一旦付诸实施，就会发挥改天换地的力量、不可抗拒的力量。有了这样的开头，后来历届省委就一直坚持下来，才有了今天。所以我们很感谢中央给的这个政策，也深深体会到历届省委的坚持不懈的精神。
【杨资元】（原广州市政协主席）
图为杨资元在发言(蔡少华摄)
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活动，这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市政协组织这个座谈会，是根据中央的指示，也是根据广州的具体情况进行的，这个会也非常重要的。刚才汉青同志已经讲了，我想把改革开放30年来心里的想法，讲一讲，看看能不能表达得准确。
改革开放30年是从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到今年2008年，刚好30年了。这一段改革开放的历史奠基人、开拓者，毫无疑问的就是邓小平同志。薄一波同志曾经讲过，“邓小平同志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这个讲法，我查过薄一波同志的文件，没有进一步解释什么叫“总设计师”，我感觉到这个称号，谨慎或者保守了一点，意思是说这个“总设计师”还不足以概括作为开拓者和奠基者的邓小平。总设计师，在一个工厂或者是一个企业里，第一把手是书记、厂长，接下来才是总设计师、总工程师等。薄一波同志没有对“总设计师”称号进行解释，所以我觉得这个称号不够准确。
后来邓小平同志1997年逝世时，薄一波同志又写了几个字：“一人千古，千古一人。”我觉得这个就更准确了，的确邓小平是千古一人，邓小平在中国革命建设史上的确是千古一人。中国能够有今天，邓小平起了重要的作用，当时说邓小平的作用是“拨乱反正”，其实说是“起死回生”也不为过。1984年国庆35周年，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在北京大学的队伍里突然举起一个牌子，“小平您好”，我觉得这是表达了中国人民对小平同志的尊重和敬意。我在电视里看到过这个镜头，非常感动。想想也的确是，中国人民表达对小平同志的尊重和感恩，就是“小平您好”这四个字，也不叫领导或者是什么，就是小平。大学生真的是有本事，这四个字表达得非常清楚。
在广东省内的改革开放，当然习仲勋同志、吴南生同志、杨尚昆同志起了很大作用，但是还有两个人，我有接触，我觉得也起了很大作用，一个是任仲夷同志，一个是叶选平同志。
汉青同志刚才讲了，任仲夷同志领会中央政策、精神非常到家。我曾经跟他有接触，他问我看过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没有，我说经常看啊，他说有两句话你注意没有，我说哪两句话，他说一句话是毛主席在宣传工作会议上讲的，“彻底的唯物主义是无所畏惧的”。我说是啊，讲过。任仲夷同志说这句话说对了一半，还有彻底的唯心主义也是无所畏惧的。这句话说得是很深刻的。他说还有一句话毛主席说过，“正确的思想从哪里来的？”毛主席有一篇文章是这样的题目，就是从实践中来的。任仲夷同志说这句话也说对了一半，不但要说“正确的思想从哪里来”，还要说“不正确的思想从哪里来”。任仲夷同志是非常有智慧、非常勇敢的人。
叶选平同志也是这样，刚才说到蔬菜改革，鱼放开价格，那是叶选平同志当市长，许士杰同志当书记的时候，决定干的。我当时在市政府工作，每天都跑到市场上问鱼价。当时中央很关心广州的蔬菜价格、鱼的价格，曾经问过我们，为什么鱼头的价格比鱼肉的价格还贵啊，我说是啊，广东人吃鱼头是非常珍贵的，所以鱼头的价格比鱼肉的价格高，这是不足为奇的。每天我都会去市场记录这些价格，升了价、降了价，什么菜在什么价，都会向叶选平同志汇报。叶选平同志说，“闻升不忧，闻降不喜”，听见价格升了不要担心，听见价格降了也不要高兴，这是自然规律，慢慢就会好起来的。这句话给我们做具体工作的同志很大的信心，放心了。当时我们很担心，因为价格放开老百姓很大意见，价格放开初期是往上走的，当然后来市场规律，价格慢慢平稳了，品种也多了，的确是这样的。
有一次我和叶选平同志到北京开经济工作会议，那时是江泽民同志当总书记、李鹏同志当总理，他们和叶选平同志都比较熟了，会上江泽民同志让叶选平同志讲两句，他就讲了，讲改革开放，取消粮食凭票供应，他提出了这个建议。结果在会上，也是很惊人的。当时李鹏同志说，刚才选平同志说的发言是根据广东的情况来说的。那时候选平同志是广东省的省长，中央开经济工作会议，我是跟着他去的。后来整理简报的时候，就把他的发言整理上去了，我拿着简报很高兴，我说，叶省长啊，简报把你的发言登了。他说你不知道，有一位领导同志看了以后，在简报上批了，“这个发言没有和中央保持一致”，说有严重的政治性的问题。我说这个中央领导是谁啊，他告诉我了，我今天就不在这里说谁了。
最后，我再说一个看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十七大做了很深刻的总结，这是我们改革开放30年来坚持的一条道路。中国改革，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1982年十二大邓小平同志提出来的，那时还是说“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后来不知道是那一年，不知道是十五大，还是十四大，就把这个“有”字去掉了，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不仅仅是去掉一个字，而是在文法上更准确了，表明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更加自信、更加肯定了。
【邬梦兆】（原广州市政协主席）
图为邬梦兆在发言(蔡少华摄)
同志们，刚才汉青同志、资元同志都做了非常好的发言，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通过他们两个人的发言，我也是深受教育。我是从基层起步的，从基层上来的，我主要从自己一些切身的经历，切身的感受来谈谈我对改革开放的一些认识。
改革开放到现在整整三十年了，这三十年我本人实际上都是亲身经历过的，在这三十年的时间里，我在县里工作过，在地区工作过，在省工作过，也在我们广州市工作过，干过党委系统的工作，也干过政协的工作。我比较简单，我主要是在党委系统，后来年纪大了，再转到政协，在政协里一干就干了十年，市政协五年，后来全国政协又五年，跟政协的缘分就是这么深。在这些工作的地方，我干过部门的工作，也干过领导的工作，而现在这几年是“草民”一个，作为草民也有不同的感受、也有不同的体验。但是无论是在哪一个时间段里，无论是哪一个地区、哪一个部门、哪一个岗位上，从我三十年来的亲身经历、切身感受，使得我们认识到、感受到小平同志亲自种下的改革开放这棵树，在全国56个民族、13亿人民的精心呵护、辛勤培育下，现在已经是生机勃勃、茁壮成长、根深叶茂、硕果累累。
回顾这三十年，我自己得到一个结论，我就感觉到这三十年走过的改革开放道路是无比正确的，我们党的领导、党的路线是非常正确的。作为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广州市人，我和大家一样，都是早受其泽、先得其惠。我的最后一站，在广州工作，也很有福气，能够沾到这个光。
我们这三十年走过的改革开放道路，我自己的切身感受，千真万确是走对了、走好了、走顺了。小平同志指引我们走的改革这条路，千真万确，是一条幸福之路，是一条和谐之路，是一条康庄之路。这是我最深的一个感受、最深的一个体会。
在今天广州市政协召开的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座谈会上，我以诗言情、以诗言志，通过一首诗来表达我的心声，千言万语都凝集在这首诗上，通过这首诗来表达我本人对于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的庆贺之情、感激之意、歌颂之心。我只能用这样的方式来进行表达。
这首诗叫做《七律》，诗题就是“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
“小平挥巨手，华夏起风雷。势锐安容挡，心坚未可催。岭南先启步，丹实夺元魁。铭记党恩惠，奔前永不回。”
【陈开枝】（原广州市政协主席）
图为陈开枝在发言(蔡少华摄)
谈到四川汶川地震，汶川地震和唐山地震给我一个强烈的对比和不同的感受，我认为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政府，在处理唐山地震和事隔三十年之后的汶川地震，可以看到我们党和政府处理的不同。三十年前唐山地震，我在省里工作，当时各省都成立了防震、抗震的指挥机构，我是在省的防震指挥部当办公室的领导。我们二十多天也没有回家，都在省委大楼里工作。回想起来，当时的处理和现在的处理是很不一样的。首先是信息不公开，包括我们防震办的人接到中央的电报都还是机密的，除了华国锋去慰问，很少有什么消息了。我记得当时很多尸体被掩埋，就指定广东的绢麻厂要做15万条麻袋送去。广东发电报通知，还是使用机密件。我们具体做这个工作的人，甚至都不知道整个全局的情况。当时阳江刚好有3.4级的地震，搞得非常紧张，也没有说动员全国人民支援。但是这次四川汶川地震，中央高度重视，温家宝总理正好到河南去检查粮食问题，下了飞机还在回中南海的路上，在车上接到电话，马上就直接回到机场，直飞地震灾区了。在几个小时内就赶到了地震灾区，我想任何一个国家的高级领导都很难做到。然后胡锦涛总书记主持两次政治局会议之后，马上就飞赴了灾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做法，确实是给人民很大的鼓舞，给了人民很大的信心。第二，这次这么样的透明和公开，是最大的一次思想解放，最大的一次突破，我们国家自信心强了，没有自信心、神经脆弱的人是感觉什么都不能公开的。第三，更看到了全民族的团结，那种民族的力量。第四，这次抗震救灾，一下子国家可以调出那么去多钱解决灾区的问题，可以一下子全国捐了108亿出来，这证明确实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整个国力，整个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当年唐山地震捐十块钱、二十块钱都是很大一笔了。（杨资元插话：当时也没有让捐，谁都不知道。）
两次地震不同的处理，两次地震所表现出来的各个方面，完全证明了这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思想解放的结果，综合国力提高的结果。如果没有思想解放、没有国力的提高，也不可能这样处理，也不可能这么凝聚人心，所以这次地震灾害的处理，就完全证明了三十年改革开放我们国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三十年改革开放的路是不平坦的。这三十年走过了不平凡的路，我们怎么理解小平同志在南巡时讲的那句话呢？“改革开放，办经济特区，一开始就有人反对，一直有反对贯穿其中。”我是这么理解的，我们中华民族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以来，都有很多仁人志士的强国、救国之路，广东的康有为、梁启超他们参与的百日维新变法，还有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从同盟会到国民党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有“五四运动”之后受十月革命影响所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从陈独秀开始，中国共产党历任领导都不是卖国的，都是爱国的，都是想国家富强的。毛泽东在延安就曾经讲过，我们这些同志为国家富强是没有分歧的，关键是怎么做。建国以后，这个国家到底怎么建设，毛泽东同志也在进行探索，虽然他的探索是失败的。如果按照党的八大的主导思想搞下去，可能是理想的，但是57年反右，八届十中全会又提出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然后到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得国家的国民经济走到崩溃的边缘。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很大的灾难，但是，曾经有人说过，文化大革命有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使得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大彻大悟。如果按照以前的办法弄下去是不行的，所以这样才会有了真理标准的讨论，才统一思想，大家觉得过去那一套不行了，要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当然这个转变，也有经过真理标准大讨论，也有五十多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大争吵，最后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
转到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以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怎么做，就有分歧了。一些同志在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后，没有跳出“鸟笼经济”的思维，他们的改革开放思想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是是“鸟在笼子里飞”。而邓小平的指导思想，那就是要把鸟放出去，飞起来才行。有不同的意见，统一思想又不能用以前路线斗争的办法。小平同志要用很大的耐心说服他的战友、同事、老部下。要说服，小平同志说自己有一个发明，就是不争论，要争论起来，就没完没了了。要说服他们，但是又不搞争论，这就是一大发明。
小平同志南巡时反复说，“改革开放，搞经济特区，一开始就有人不同意，就有人反对”。任仲夷同志来的时候，小平同志等都鼓励他来南方好好干。沿海当时有走私，走私塑料表什么的，当时马上就有人说深圳复辟了，说除了五星红旗是社会主义的，其他都是资本主义的了。弄得任仲夷同志去检讨，“一进宫”、“二进宫”等等。当时任仲夷同志受了很大的压力，非常大的压力，他第一次违心要给中央写检讨，因为有很权威的领导提出要开除任仲夷的党籍。
当时小平同志看到吵的那么厉害，就有了1984年春节从深圳到珠海到顺德、中山，然后到广州白天鹅，这第一次所谓的“南方之行”。邓小平经过这一次，感觉完全不是反对派说的那个样子，所以后来政治局开会决定，划了14个沿海城市对外开放。这是第一次南方之行，就把广东解救出来了，就有了一个84年到88年全国的蓬勃发展。
然后出了走私案，搞了“二进宫”检讨，广东就又臭了。广东改革开放是“香三年、臭三年、香香臭臭又三年”。到87年又香起来了，全国都来参观，非常热闹。但是这场斗争并没有完。那个时候尽管很多参观团来了，也还是有很多笑话的。我记得山西的代表团来看完，回到迎宾馆，一个老书记怎么也不下来吃饭，我去他房间敲门，他抱着头痛哭啊，他说我们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都给你们这么葬送了，你们都搞资本主义复辟了。还有一个笑话，东北有一个参观团来了，在中山吃早餐，有一个是叫“凤爪”，回去以后有人问什么东西好吃，说是凤爪，就说广东人怎么这么腐败啊，还吃上“凤爪”了。后来就来工作组检查了，问什么是“凤爪”，接待的人就说了，今天太晚了，明天早上我们吃过早餐再说吧。吃过早餐了，问检查组的同志今天早餐什么好吃啊，回答说那个鸡爪最好吃，回答说这就是“凤爪”，上次他们吃一碟，你们吃了两碟，比他们多吃了一碟。这样他们就回去了。
1990年6月19日在顺德，江泽民同志当总书记以后第一次到广东来，看完中山的威力洗衣机厂，又到顺德看万家乐，看了之后很高兴，谈了怎么坚持改革开放。他带来的队伍人非常复杂，那天他上车了，后面还有人没有上来，后面有一个份量很重的理论权威在那里问一个二十五六岁的万家乐的工人，问得非常挑衅：你们认为是资本主义好还是社会主义好？你们愿意走资本主义还是愿意走社会主义？那个工人回答的水平非常高，他回答说，那就要看中央对广东目前的做法怎么看了，如果你们认为广东现在的做法是资本主义的，那我认为资本主义好，我愿意走资本主义；如果你们认为广东现在的做法是社会主义的，那我认为社会主义好，我愿意走社会主义。我一回到宾馆就告诉谢非同志这个故事，当时我们都说这个工人真是很高水平。
1991年，关于“姓社姓资”问题的争论，使中国面临着到底向何处去的问题。还有人说广东富了为富不仁。当时小平同志已经退下来了，是一个普通党员，一个老人。他就想到，我把我的思想去告诉改革开放前沿的群众，我就用这个方式对全党、对全国人民做一些政治交代。南巡是一个已经退役的老船长，为了国家和民族，又一次跳下海，把改革开放的航船的方向摆正，使我们顺利走下来。
回顾改革开放的历史，让我想起小平同志在深圳国贸大厦谈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时候，举起手大声地说：谁不坚持改革开放，你们就要把他打倒，谁不坚持改革开放谁就没有好下场。我是这么理解这三十年历史的脉络的。
【主持人：郭锡龄副主席】
同志们，上午我们听了几位老主席的精彩发言，他们为我们讲了很多原来鲜为人知的事件，也使我们听到了他们作为过来人——当时是身处高位，或者身在高处——他们作为过来人的心迹，也给我们重温了广州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一些经历，使我们大有收获。希望下午的会议发言有更多的精彩。
两次地震不同的处理，两次地震所表现出来的各个方面，完全证明了这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思想解放的结果，综合国力提高的结果。如果没有思想解放、没有国力的提高，也不可能这样处理，也不可能这么凝聚人心，所以这次地震灾害的处理，就完全证明了三十年改革开放我们国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三十年改革开放的路是不平坦的。这三十年走过了不平凡的路，我们怎么理解小平同志在南巡时讲的那句话呢？“改革开放，办经济特区，一开始就有人反对，一直有反对贯穿其中。”我是这么理解的，我们中华民族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以来，都有很多仁人志士的强国、救国之路，广东的康有为、梁启超他们参与的百日维新变法，还有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从同盟会到国民党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有“五四运动”之后受十月革命影响所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从陈独秀开始，中国共产党历任领导都不是卖国的，都是爱国的，都是想国家富强的。毛泽东在延安就曾经讲过，我们这些同志为国家富强是没有分歧的，关键是怎么做。建国以后，这个国家到底怎么建设，毛泽东同志也在进行探索，虽然他的探索是失败的。如果按照党的八大的主导思想搞下去，可能是理想的，但是57年反右，八届十中全会又提出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然后到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得国家的国民经济走到崩溃的边缘。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很大的灾难，但是，曾经有人说过，文化大革命有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使得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大彻大悟。如果按照以前的办法弄下去是不行的，所以这样才会有了真理标准的讨论，才统一思想，大家觉得过去那一套不行了，要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当然这个转变，也有经过真理标准大讨论，也有五十多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大争吵，最后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
转到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以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怎么做，就有分歧了。一些同志在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后，没有跳出“鸟笼经济”的思维，他们的改革开放思想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是是“鸟在笼子里飞”。而邓小平的指导思想，那就是要把鸟放出去，飞起来才行。有不同的意见，统一思想又不能用以前路线斗争的办法。小平同志要用很大的耐心说服他的战友、同事、老部下。要说服，小平同志说自己有一个发明，就是不争论，要争论起来，就没完没了了。要说服他们，但是又不搞争论，这就是一大发明。
小平同志南巡时反复说，“改革开放，搞经济特区，一开始就有人不同意，就有人反对”。任仲夷同志来的时候，小平同志等都鼓励他来南方好好干。沿海当时有走私，走私塑料表什么的，当时马上就有人说深圳复辟了，说除了五星红旗是社会主义的，其他都是资本主义的了。弄得任仲夷同志去检讨，“一进宫”、“二进宫”等等。当时任仲夷同志受了很大的压力，非常大的压力，他第一次违心要给中央写检讨，因为有很权威的领导提出要开除任仲夷的党籍。
当时小平同志看到吵的那么厉害，就有了1984年春节从深圳到珠海到顺德、中山，然后到广州白天鹅，这第一次所谓的“南方之行”。邓小平经过这一次，感觉完全不是反对派说的那个样子，所以后来政治局开会决定，划了14个沿海城市对外开放。这是第一次南方之行，就把广东解救出来了，就有了一个84年到88年全国的蓬勃发展。
然后出了走私案，搞了“二进宫”检讨，广东就又臭了。广东改革开放是“香三年、臭三年、香香臭臭又三年”。到87年又香起来了，全国都来参观，非常热闹。但是这场斗争并没有完。那个时候尽管很多参观团来了，也还是有很多笑话的。我记得山西的代表团来看完，回到迎宾馆，一个老书记怎么也不下来吃饭，我去他房间敲门，他抱着头痛哭啊，他说我们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都给你们这么葬送了，你们都搞资本主义复辟了。还有一个笑话，东北有一个参观团来了，在中山吃早餐，有一个是叫“凤爪”，回去以后有人问什么东西好吃，说是凤爪，就说广东人怎么这么腐败啊，还吃上“凤爪”了。后来就来工作组检查了，问什么是“凤爪”，接待的人就说了，今天太晚了，明天早上我们吃过早餐再说吧。吃过早餐了，问检查组的同志今天早餐什么好吃啊，回答说那个鸡爪最好吃，回答说这就是“凤爪”，上次他们吃一碟，你们吃了两碟，比他们多吃了一碟。这样他们就回去了。
1990年6月19日在顺德，江泽民同志当总书记以后第一次到广东来，看完中山的威力洗衣机厂，又到顺德看万家乐，看了之后很高兴，谈了怎么坚持改革开放。他带来的队伍人非常复杂，那天他上车了，后面还有人没有上来，后面有一个份量很重的理论权威在那里问一个二十五六岁的万家乐的工人，问得非常挑衅：你们认为是资本主义好还是社会主义好？你们愿意走资本主义还是愿意走社会主义？那个工人回答的水平非常高，他回答说，那就要看中央对广东目前的做法怎么看了，如果你们认为广东现在的做法是资本主义的，那我认为资本主义好，我愿意走资本主义；如果你们认为广东现在的做法是社会主义的，那我认为社会主义好，我愿意走社会主义。我一回到宾馆就告诉谢非同志这个故事，当时我们都说这个工人真是很高水平。
1991年，关于“姓社姓资”问题的争论，使中国面临着到底向何处去的问题。还有人说广东富了为富不仁。当时小平同志已经退下来了，是一个普通党员，一个老人。他就想到，我把我的思想去告诉改革开放前沿的群众，我就用这个方式对全党、对全国人民做一些政治交代。南巡是一个已经退役的老船长，为了国家和民族，又一次跳下海，把改革开放的航船的方向摆正，使我们顺利走下来。
回顾改革开放的历史，让我想起小平同志在深圳国贸大厦谈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时候，举起手大声地说：谁不坚持改革开放，你们就要把他打倒，谁不坚持改革开放谁就没有好下场。我是这么理解这三十年历史的脉络的。
【主持人：郭锡龄副主席】
同志们，上午我们听了几位老主席的精彩发言，他们为我们讲了很多原来鲜为人知的事件，也使我们听到了他们作为过来人——当时是身处高位，或者身在高处——他们作为过来人的心迹，也给我们重温了广州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一些经历，使我们大有收获。希望下午的会议发言有更多的精彩。
时 间：2008年5月20日下午
地 点：广州市政协礼堂
地 点：广州市政协礼堂
【主持人：郭锡龄副主席】我们继续上午的会议。
【苏志刚】(市政协副主席，市工商联会长)
【苏志刚】(市政协副主席，市工商联会长)
今天上午听了几位老主席的讲话，谈的都是当年改革开放的时候的情况，我听后非常感动。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听到今天政协开会的主题，改革开放30周年，我深有感慨：没有党、没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就没有苏志刚的今天。我记得刚刚三十年前，我在生产队，那时我20岁，听到生产队广播喇叭说打倒“四人帮”，我从那一天就开始可以骑自行车去广州卖菜、打工等等。我本人对改革开放很有体会，我也是一个洗脚上田的农民。
30多年前，我是拿着三毛钱到了广州；30年后，我成为现在这样一个人，也是靠党、靠改革开放、靠当地政府的领导。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电视台找到我，还有很多媒体找我想采访。我是番禺大石镇人，我现在的户口还在那里。我从十多岁开始当农民，一直到现在，可以说改革开放三十年非常不容易，我也见证了广州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巨变。我没有想到一个农民，当了广州市政协的副主席、工商联会长，这也体现了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今天。
我以前在生产队时，从童年时我就记得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提出要解放全人类、解放自己。确实，在当年，讲的是穷不怕，最好穷得有志气。我们当时是在非常困难的时候，迎来了改革开放。我自己在广州当过工人，也在交易会做过事，也宰过猪、宰过牛。第一天卖了猪的1/4，得到几块钱，那时从来都没有见过几块钱。从卖一条猪的1/4到卖半头、到一头。我们家里六姊妹，我排第五，去宰猪时是半夜三更，卖完就到下午两三点了，累得什么力气都没有了。后来到广州，光是宰几头猪卖掉，觉得不行，就想着要搞一个餐馆。1989年8月18日开始我两公婆向银行贷款开了一个酒楼，94年5月12日开了香江酒店。开了酒店之后又想，有没有机会再发展别的产业呢？正好国家林业部的常务副部长王志宝，当时他是代表江总书记陪非洲的一个总统路过广州，那天晚宴，王部长带他到我们酒店吃饭，谈起这件事。野生动物园当时是全国第一个搞了，我问王部长能不能私人搞一个野生动物园。王部长当时非常惊奇的说，你餐馆搞的这么好，私营的酒店企业里你是全国第一个，怎么想起要搞野生动物园？搞野生动物园是非常难的，但是如果你要搞，我一定支持你。从那天起我们就组织全国的专家论证中国的野生动物园怎么搞，怎么进行动物的养殖。当时没有资金、没有技术、没有经验。一个农民，怎么搞野生动物园呢？因为我在生产队时养过鸡、养过牛，有一些经验。我聘请了北京动物园老园长当我的总顾问，由他给我策划香江动物园。当时我们中国的野生动物园都是比较落后的，我们就到泰国、新加坡、南非去考察，我再过一段时间还要去美国考察。
今天听了几位老主席的讲话，我非常感动。改革开放确实来之不易。去年我见了当年的中央领导胡启立同志，我跟他打了一场球、吃了一顿饭。他跟我谈到当时改革开放的时候，阻力特别大，不是一般的阻力。当时邓小平说过一句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们从一个没有什么学历的农民，就是通过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才能够有今天，有今天这样的好日子，我们确实是非常感动，我们也非常珍惜党和国家给了我们荣誉、给了我们机会、给了我们发展。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说，改革开放三十年发梦也想不到能够有今天。上个月香港特首曾荫权一家人到我们长隆景点看了，他说非常惊讶，怎么香港人老是说长隆好呢？我记得在两年半之前，香港迪斯尼的首任总裁亲自带队，带全球迪斯尼副总裁来考察当时长隆的欢乐世界，包括我们的野生动物园。他说，在美国发展这么多年，都没有这个东西。
在各位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下，大概是在89年、90年，当时动员我加入广州工商联，时隔二十多年，发梦没有想到，我还当了政协副主席。能够有今天，确实不容易，我们要永远记住党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长隆的发展，也一直离不开在座各位领导的关心和支持，
今天是四川汶川大地震第八天了，第一天我们听到消息，看到电视和报道，非常震惊，我一听到后马上打电话给市委，我说作为长隆和工商联的代表，捐款我要带一下头。下一步，昨天我还跟朱主席讲了，四川地震我们还要进行帮助。
感谢大家对我们多年的支持。
【李沛辉】（市政协历届委员代表）
各位领导，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国家各条战线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新时期统一战线从理论到实践都取得了新的突破和发展。我是一个有比较深厚的民革背景的民革党员，在这里也把我家族的一些情况跟大家谈一谈。
1989年中共中央发了14号文，关于加强和完善统一战线工作的意见，当时李沛瑶是在江西红都机械厂当工程师，也是江西的政协副主席，民革的主委。到了90年，有一天接到中央的通知，到北京参加全国总工会的代表大会。当时他就说我也不是工会的啊，怎么以特邀代表的名义去开会呢？结果到了北京以后，全国总工会的会议开完以后，当时就跟他说你不要走了，就留在北京吧，政治局已经讨论了。后来就在北京当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后来当劳动部的部长。
有一次他到广州来，当时我还在问他，你没有党派，担当政府的工作，到底是不是有职有权啊？他说是啊，劳动部的部长出国，我还当了代理部长来主持劳动部的工作。后来李沛瑶当了全国人大的副委员长，一直到他逝世，他是97年遇害的，遇害的时候我们很震惊，当时北京来电话了，说今天晚上新闻联播也要播了，北京出了事。当时讲的还不是太清楚，只说是穿着武警战士衣服的人来杀害他，后来晚上新闻联播就讲得很清楚了。当时也通知我们到北京去了，令我很感动的是，当时卫生局就跟我们书记说了，要保证我去北京的来回车马费，按照主任医师的规格来保证，去多久都让他去。到了北京去以后，当时我们的接待规格也是相当高的，住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当时差不多也快过年了，就是我们家属几个。我跟我的外甥女说，反正我们都是一起的，就住在一起吧。后来就说你不是李沛瑶的弟弟嘛，你就一个人住吧。当时国务院接待的同志，就住在我的对面，他说你有什么事，就跟我讲。在北京期间，还专门给一部车你用，如果有什么事，看看亲戚什么的都可以使用。特别令我感动的是，中央领导都来看望我们，追悼沛瑶。当时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李鹏当时是总理，要去外地出差，就先过来看我们。当时他就跟我们说，兄弟姐妹这么多，意思就是很羡慕我们，那么多兄弟姐妹。后来沛瑶的遗体告别，当时除李鹏总理出差之外，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都来了。
这个事情我觉得在统战路线上中央很具体的，后来李沛瑶去世，后事都办的非常好。另外一点，我记得是85年，我伯父李济琛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活动很隆重，杨尚昆主持的。广西桂林、梧州的盛况更加空前了。当时在中央有一个规定，凡是李济琛的儿女、子孙，不管在世界的什么地方，国家全部包你的机票来回。是李济琛的女婿和媳妇就包一半，就是说你自己出一半。而广西不管是谁，反正是李济琛有关的亲属，全部的车马费，从广州离开一直到桂林，到我们家乡梧州，全部是国家包了。国家也很重视，发了请柬给我，我请示卫生局的领导，他说这是大事啊，他要去多久就让他去多久了，所以我们有机会参加了整个纪念活动。
又到了2005年，李济琛诞辰120周年，当时我们家属就向民革中央提了建议，出几本画册。由于资金有限，民革中央给了一些，广东省委和广西区党委给了一些。本来我们想请南京大学一个教授来编的，后来他的起步费就是30万，我们家属干脆自己来搞了。从找资料到我们每家凑钱，都是我们亲自来搞的。在广州我还跟好几个亲戚，找到历史博物馆、档案馆、中山图书馆、黄埔军校等等，都是亲自拍照片、找一些资料，后来在我伯父诞辰120周年的时候，就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举行了首发仪，我也趁这个机会送一本给广州政协。
另外在90年代，当时广西就向李鹏总理反映，说李济琛的故居应该成为全国的文保单位，当时李鹏总理口头批示，李济琛老先生的故居应该早就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了。后来梧州进行了挂牌仪式，胡耀邦还写了匾，也作为广西梧州的一个旅游景点。
李沛瑶的大女儿，最近被选为北京市民革的副主委了。在2001年受到中央的邀请，我伯母就从美国回来，参加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的有关活动。当时在北京很隆重了，当时北京的七个政治局常委都接见了他们，都照了相。广州方面后来也在广州迎宾馆专门宴请了我伯母一次。她已经八九十岁了，从美国坐轮椅回来，我们家属又团结在一起，非常的高兴。
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我们家里就是这样的一些情况。
我是民革的党员，也讲一讲民革的情况。我参加民革时间也不是很长，后来也当过民革专职副主委，我自己的体会，因为我父亲原来也是政协的，给人的感觉政协是当花瓶或者是衬托，但是我参加民革，到政协做了两届的常委，我们也在倡政议政、民主监督、为祖国的统一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也并不是花瓶了。我记得在我的任内有两个提案，到现在还是很深刻的，一个就是十九路军陵园，一个就是新一军抗日战士陵园，这两个陵园我们民革一直在关照，提了很多建议和提案。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刚刚到民革的时候，因为动物园等的原因，纪念亭分为两半，所以应该归还一部分给十九路军陵园。后来也是在我们民革召开了现场办公会议，请了有关的单位来讨论，怎样来把这个工作做好。陈开枝主席从头到尾都很关注这件事，十九路军陵园的事圆满画上句号。
新一军抗日战士陵园，我上个星期作为政府参事的名义，想到现场看一看，本来部队的通行证都给我们了，后来又请示，我去吃了一次闭门羹，说是要找广州部队哪里哪里，才让去看，所以没有看成。最近我听到一个信息，曾经在十年前也有这个事情，就是新一军战士的后人写信给当时的领导人，从中央到省到市都写了信，就是希望把新一军的墓地能不能搞好。我在任的时候，听说是异地搬迁。最近民革中央就委托我们省民革来关注这件事，胡锦涛总书记收到了台湾新一军战士后人的信，要求咱们把新一军抗日烈士的墓地建好，胡总书记就来问民革中央，民革中央又来问我们省民革。新一军历史的意义，大家从哪一个角度来谈，都是弘扬我们民族精神，是我们中国人第一次参加，也是唯一一次参加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人，他们出国保卫我们抗日的生命线，但是现在到底怎么样了我也不太清楚了。（陈开枝插话：那些事的处理，是有一些领导毫无政治意识的处理，有一些人纯粹是官僚。）（朱振中插话：本来市委市政府已经有了异地搬迁的意见，但是有一些后人不同意，通过上面把信转回来。本来是好事，现在如果办坏了就麻烦了，所以又在重新再征求意见。现在还是等待最后落实吧。）当时我也汇报了这个事，民革中央的意见也是同意异地搬迁。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事总有一天会搞好的。（陈开枝插话：新一军在缅甸死了二万七千人啊。我离开政协之前，最不安的就是这件事。本来弄的差不多了，一个领导就把这个事给砸了。）
这次汶川大地震，又给我们中华民族一次大考验，以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组织全国的力量，马上投入了防震抗灾的工作，温家宝总理马上赶赴灾区组织工作，把抢救生命作为重中之重，赢得了抢救生命的最宝贵时间。在座各位从某种意义来讲，都是地震的幸存者，既然幸存活下来，我们就要好好的活下去，我们要为振兴中华、为祖国的统一继续发挥我们应有的贡献。谢谢大家。
【陈序泽】（市政协历届委员代表）
各位领导，我参加这个座谈会，听了诸位领导的发言，深深感到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广东先走一步，来之不易，坚持下来也不易。从我们党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改革开放以来，现在已经三十年了，回顾这三十年，党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和实践，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走这一步也不容易。农村的改革就是搞包产到户，当时我是在佛冈县委工作，那个时候我带了一部人到一个公社去蹲点，就搞了包产到户的试点，很快就搞了起来。一动员起来之后，一个星期就全部包干到户了，这个点就影响到其他所有的公社，也跟着要抢先搞包干到户。但当时我们这个情况汇报上去，我们还是归地委领导，地委听到汇报之后就听到非常惊讶，当时地委的主要负责同志匆匆赶到佛冈，要召开公社书记以上的干部会议。那位主要负责同志来了以后给我们开会，就训话，讲了两三个小时，说小小芝麻官，明明是分田搞单干，却说是大包干，你们这样搞，我们辛辛苦苦搞了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就被搞完了。当时就让县委表态，还让我们写意见，结果到农村里，跟农民说要把全部田收回来。农民就不表态。当时说是要收回来，但是结果是没有收回来，那时是1979年了。80年佛冈归到广州市委，后来的大包干就一直发展下去了。农民对大包干的政策总是放心不下，总是担心会变，中央也是看到农民的心，每年都发一号文件，稳定民心。
我们国家的改革是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各个领域全面开展的，从沿海、沿江、沿边，东部到中西部，开放的大门打开了，通过这三十年实现了两个伟大的转折。一个就是我们国家由封闭、半封闭到全面开放这个伟大的历史转变。另外一个转折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全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两个大的转折，就实现了经济的发展，三十年来我国的经济是持续稳定快速发展的，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经济总量，2007年达到了24万6千6百亿，比78年增长了67倍，人均生产总值由381元提高到18665元，比78年增长了49倍。国内生产总值，原来我们国家是占全球的1%，现在是5%以上。我们的经济总量跃到世界第四位，进出口总量成为世界第三位。
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我们从切身的生活中也可以体会到巨大的变化。原来是一套衣服，新一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现在是随时可以换新装了，还要讲品牌。吃饭的方面，由吃不饱、捱饿，饥不择食变为吃饱吃好，还要选择讲营养、讲健康、讲安全。住房方面也有了很大的改善，出行基本上改变了路不平、交通难的情况，铁路电气化、快速化，飞机国内外直航大城市，公共汽车、地铁、轿车等等很便利。生活从烧柴、烧煤到现在的用电、用天然气了，通信逐步发展普及，传真、手机短信、电子文件快捷方便。阅读写作由人手笔记变为使用电脑、鼠标，网上浏览，也可以进行快捷的打印。旅游由极少数人享有，变为百姓的生活，众多旅行社天天出团，到省内外、国内外旅行。居民的财产从手表、单车发展到八十年代初期的洗衣机、电视机、收录机，然后到摩托车、照相机等，九十年代彩色电视机、电脑、数码照像机等。九十年代后期又转到房产、汽车和股票。人民生活的巨大变化，反映了我们国家工业化、经济现代化，以及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反映了一个国家走向富强，人们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干部群众的思想观念方面，我们也深深体会到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前对私有经济又怕又爱，改革开放前禁止发展私有经济，私有财产被歧视，干群不敢讲发财，不敢发财致富，私人致富有罪，现在政府鼓励发展私有经济、立法保护私有财产，个人千方百计发展私有财产，大胆的发财致富，越富越光荣。经济管理向市场经济转变，改革开放前认为市场经济是机会主义，不开放自由市场，统购统销，不准自由买卖，违者视为投机倒把。现在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放弃计划经济，培育和发展市场经济，农产品、工业品自由上市。改变不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工作方法和制度、政策，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路。机关行政管理由人治、“一把手”说了算，向民主政治转变，依法行政、依法治国。过去认为人权是资产阶级的，都视为禁区，讲以人为本、人权就受到批判，现在变为党的主流意识形态，以人为本成为党和政府的重要政治发展目标，人权观念转变为保护公民权。社会就业从被动到主动，就业从过去的被动就业到双向选择、主动就业和自主创业。对资源生态环境从掠夺到保护转变，现在发展经济，先评估有没有污染、破坏不破坏生态环境，新项目上马要落实保护生态措施。改革开放前有很多东西被视为洪水猛兽，但是现在主动招商引资，派人出国考察学习，放开出国留学，千方百计学习别人好的东西。学习、消化、创新利用，这些思想观念的转变，也反映了党和国家经济体制发展的变化，也反映了人民群众从心底支持改革开放。
三十年的发展事实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点，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摸着石头过河，出现一些偏差，走弯路，甚至错误，都是难免的。我们绝不能因为某项改革出了偏差和错误，而就去否定改革开放。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和增长方式粗放、资源环境代价过大的问题，继续创新能力不强，经济质量与经济质量国际竞争力不高的问题，农业基础薄弱，城乡差距扩大的问题，在分配上某些行业提高行业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干部作风上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弄虚作假、腐败等一些问题，还有当前的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压力加大，劳动就业、教育、医疗卫生、住房、产品、质量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等问题，我们要正确对待，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被问题吓倒，更不要因此而对改革开放动摇，甚至走回头路。这些问题都是改革开放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也有一些是历史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一定的时间，急不得，而且这些问题只能靠解放思想，靠改革开放进一步的发展来解决。现有的问题解决了，又会有新的问题出现，要解放思想，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开放来解决。只有不断的发现问题不断的解决，在发展中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中发展，才能坚持把改革开放进行到底。我们相信，只要有以胡锦涛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正确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我国的改革开放一定能够坚持进行到底，直到实现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宏伟目标。
谢谢大家。
【麦扬】（原广州市政协副主席）
图为麦扬在发言(谢予健摄)
我讲一点改革开放的情况及体验吧。
我是1978年初到1987年初在计委工作，三句不离本行，就讲一下计划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些经历吧。总的来讲，改革开放三十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一滴水可以见太阳，从广州市可以看到祖国山河大地面貌的巨大变化。我这里举几个例子，就很能够说明问题。
八十年代初，从80年到83年，那时广州市的生产总值，每年大概只有70亿左右。到了去年呢，就达到了7050亿，增长了100倍。广州市地区的财政收入，83年只有21个亿左右，到了去年，就达到了2116亿，也是增长了100倍左右。外贸出口方面，八十年代初只有6亿元人民币左右，大概结算是2亿多美元，到了去年，我们的外贸出口达到了379亿美元，增长了150多倍。从这些数字就可以看到这个变化是史无前例的，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当然我们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是经过披荆斩棘，顶着巨大的风险，排除万难，才杀出一条血路来的。今天上午几位老主席都讲了，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可以说是以开天辟地的勇气，以巨大的、无与伦比的智慧，顶着巨大的风险，排除万难，给我们改革开放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今天上午这些同志讲的对小平同志的评价，我是非常同意的。当然还有几代党中央集体领导，还有全党全国人民创造性的智慧和劳动。经过三十年来的艰苦奋斗，取得了今天的成就，确实来之不易。
我在计委感受最深的就是一点，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变化是非常非常深刻、非常非常巨大的，建国后二三十年，一直到改革开放初，我们是从苏联老大哥那里搬来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渗透到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说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是实行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对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对工业消费品实行统购包销，对生产资料是统购统配，对人民生活必需品是凭证限量供应。当时有人统计，票证最多的时候达到40多种。分配是平均主义，所谓“铁饭碗”、“大锅饭”，对财政收入是统收统支，对外贸易是统一对外、统一经营、统负盈亏，物价管理制度是国家统一定价，价格和价值严重背离。这些制度实行了几十年，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了，认为这是社会主义，谁要改变它就是离经叛道，就是复辟资本主义。
但是这种无所不包的计划经济体制，就造成国民经济的发展非常缓慢，从中央各部门到地方、基层、企业一直到个人，没有多少的主动性和创造性，长期形成了一种计划经济，人民的吃穿住用样样都是供不应求，比如说粮、棉、油、糖，一直到猪肉、禽蛋等都是凭证限量供应的。广州人最爱吃的鲜鱼，每一个月凭票限量供应五毛钱，有时候还买不到。那时候由于取消了小商小贩和个体经营，给人民的生活造成了很大不便，当时吃早餐难、吃饭难、理发难、修修补补难、卖小商品难等。在这样的情况下进行商品改革，向商品经济以至于市场经济过渡，不仅要触动旧的体制，改变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而且首先要打破传统的市场观念，其难度可想而知。
正如田纪云同志最近在一篇文章所讲到的，在中国进行体制改革，真可谓难于上青天啊。要打破传统观念，促进思想大解放，首先就要归功于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打破“两个凡是”以及平反冤假错案，为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思想和舆论的准备，也为改革开放做了思想和舆论的准备，试想如果没有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在传统观念的束缚下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谁敢越雷池一步呢？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决定要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接着79年4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中央正式提出试办出口特区，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同年7月，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了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执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当时中央决定对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地方以更多的主动权，抓紧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尽快把经济搞上去。可以说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首先是以开放促改革，开放本身也就是改革，改革反过来又推动着开放。
广东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之后，对广州市对内搞活经济、对外搞开放，也相应了下放了一些权限，但是当时只是限于广州和各地市，是差不多的待遇，并没有像省委主要领导同志指示的一样，要把广州市作为全省的重点给予优惠待遇。例如当时广州市除了“三来一补”的项目可以自行审批之外，有关合作经营、合资经营的这些项目，都要送给省委主管部门审批，层层关卡，手续繁多，广州市也没有多少的主动权。进出口商品也是由省外贸部门来发配额和许可证，国家统配重要物资，由省统一分配下来。广州市钢铁厂、广州造纸厂、广州水泥厂、广州化工厂等生产的产品，广州市也没有主动权，只有完成生产任务之后，超产部分才能进行调剂。财政体制方面，省对广州各个地市进行分收制分级包干，这种做法虽然比过去的统收统支体制有了改进，但是由于省财政部门核定广州市的收入任务比较重、支出比较紧，再加上工商税收是比较稳定的增长，广州市的财政还是比较困难的。当然省里也是比较困难的，全省有几十个山区县，相当的部分还要财政的补贴。那个时候叶选平当市长，后来当省长，我就问他，为什么当省长之后不照顾广州，他说屁股指挥脑袋，省里很多部门很难搞，都有利益集团。
（杨资元插话：姚依林当副总理的时候提出上调海关税，于飞同志就提出省的市的都不要了，全部给中央吧。两个城市海关税最多了，轻易就给中央了，姚依林同志当场就表扬于飞，说有全局观念啊。后来我给叶选平同志汇报，当时关税是省一部分，市里一部分，他说省市都不要了，都给中央了。其实省关税最大的就是广州和深圳，不关他什么事的，我给选平同志汇报的时候，他说定就定了嘛，你就忍一忍吧。我在的时候是最困难的，又没有电又没有钱。）
当时广州市的城市建设、社会事业、人民生活欠帐很多，城市面貌很破旧，交通拥挤，住房困难，环境污染。当时市里流传一句顺口溜：“电灯不亮、电话不灵、道路不平、自来水不清”，骑单车比打电话快。当时广州市的干部也是普遍反映“特殊政策不特殊、灵活措施不灵活、先走一步不先走”。当时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同志听到这句话，在一次省里的动员大会里明确表态：“特殊政策要真特殊，灵活措施要真灵活，先走一步要真先走。”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1981年5月任仲夷主持召开全省常委会议，用了整整三天的时间，讨论广州市的具体工作，特别是城市建设问题，当时省委做了几条原则的规定。第一，把广州市作为全省工作的重点，不能把广州市与各地市等同看待，要在全省国民经济计划安排上从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重点支持，以充分发挥广州这个中心城市的作用，更好地促进全省国民经济的发展。第二，在对外经济活动中要放宽政策，给广州市更多的自主权和机动权。第三要大力加强广州市的城市建设和管理。第四，省委要适当增加给广州市的机动财力，给予休养生息的机会。第五，省有关部门要真正重视和支持广州市的工作，把经济搞活，凡是能够给权力的就多放一些权，能放宽政策的就多放宽一些政策，能给钱的就多给一点钱。会后任仲夷等同志把省委常委讨论的一些具体内容，修改的定稿，整理好一份《省委常委讨论广州市经济发展会议纪要》和《省委常委讨论广州市城市建设的会议纪要》下发各厅局参照执行。尽管省委书记兼广州市市长的梁灵光同志反复做疏通工作，但省委常委会通过的决定，在本省各部门行不通，广州市要做到松绑、要放权非常困难。
广州市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是由八十年代初开始的，真正的突破是在1984年。我记得是1984年10月20日召开了第十二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了赵紫阳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要进一步贯彻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改革的基本任务是要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个决定发了以后，广州市的城市改革才开始突破，所以84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84年1月小平同志第一次南巡，为深圳、珠海经济特区亲笔题字并作了重要讲话，肯定了办特区的路子是正确的，给广东的特区建设以决定性的支持。小平同志视察之后，提出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点，增加几个港口城市。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这样做肯定是利多弊少。根据小平同志的倡议和中央书记处的决定，84年12月在北京召开沿海部分城市的座谈会，之后中共中央向全国下发了这次座谈会的纪要，中央决定进一步开放上海、天津、广州、大连等14座沿海港口城市，在扩大地方权限和给予外商投资优惠方面实行一系列的放宽政策措施。同时中央、国务院为加快区域中心城市改革开放步伐，以促进经济发展，除了选择重庆市作为中央改革试点之外，还打算选择广州、武汉、西安、沈阳、哈尔滨等6大城市实行在国家计划中单列，并赋予省一级的管理权限。
当时广东省实行特殊政策，广州市要恢复计划单列的待遇，就必须要经过广东省委、省政府的同意。1984年10月，广东省委常委会讨论同意广州市恢复计划单列。关于这个计划单列我多说几句。广州在解放后一直到54年都是直辖市，计划单列是中央直接下发的。55年之后就改为省辖市，广州还是实行计划单列，还是有相当于一些省的经济管理权限。后来取消了，所以这一点对广州的影响真的是大了。省委开会同意广州市恢复计划单列，会后，梁灵光当时是省长，马上电告国家计委。
我到北京开会时，找了北京有关部门联系，当时国家计委的综合局局长就跟我讲，国家计委到现在还没有收到广东省政府正式来文，所以很难办理计划单列，你要等到当时的副省长杨德远来开会来定。我就着急了，打电话回来，向许世杰、叶选平等同志汇报，他们两个人也找了杨德远同志，找他疏通，请他发文，但是他一直推搪，说既然省长已经给国家计委打了电话，就不用再发文了。我就很着急了，如果等到他来就麻烦了，可能他就会推搪，说今年来不及，明年再说吧。当时就打电话给书记、省长汇报，就跟我说去国家计委疏通疏通，争取争取，在这样的情况下找到宋平，他是国家计委主任，找他汇报，省委已经做了决定，省长也打了电话，应该算数了，现在正式文件来不及送啊。宋平同志说好啊，你找甘副主任商量商量，他是电白人，中大毕业的。我找到他来汇报，他非常支持，他说省长有电话记录吗，就马上让办公厅找电话记录，找到之后亲自批示，批给综合局，让综合局给国务院24个部委，通知他们单列。当时就通知了24个部委，就把广州市单列从85年起定下来了。
杨德远同志到了北京，知道已经定了，就跟我讲，财政你不要单列嘛，你广州是特殊政策，你一旦单列，广州的特殊政策就没有了一半，外汇也没有了一半。当时我们也找了财政部联系，财政部说你单列怎么待遇啊，你们参考武汉他们的待遇吧，按照核定的比例，你的基数和收入，超收部分按照你基数来分成。我想这样计划单列也不是很优越啊，就跟杨德远同志商量，结果后来是省里和市里研究，广州市跟省超收分成，超收部分广州市是60%，交给省里40%。后来我们算算帐，比那样就好一些。如果按照武汉的待遇，不见得好，现在这样的方法省里好我们也好。外汇留成也是这样的。
广州市通过计划单列，可以说是松绑、放权了，我们作为计划部门，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首先就是计划管理体制改革，我们是以扩大企业自主权、开放市场为突破口，将高度集中、无所不包的指令性计划大大缩小，将指导性计划指标相应增加，逐步以市场调节取代计划调节。84年12月20日中央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有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家计委又下发了关于计划体制改革的一些规定，所以我们就比较好，有根据了，就把工业企业的指令性计划产品由79年的208种到1985年减少到20种，产值仅占市属工业总产值的15%，绝大多数都是参考性的，按照市场公平变化来调整计划，企业就有了发展生产的自主权、投资性，农业生产方面全面改为指导性的计划，主要农副产品实行指令性收购的品种，指令性收购从79年45种减少到85年的5种。水产品，肉、禽、蛋、蔬菜等一些，在全国大城市中率先取消指令性计划，放开价格、由市场调节。随着89年到91年全省先后取消粮农订购包销计划，在全国最早结束票证经济。
计委口的有关物资管理体制改革、物价管理体制改革、劳动工资管理体制改革，也相应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详细讲了。总体来讲，改革开放三十年，前五年就是79年到83年，改革主要是在农村进行，84年重点转入了城市改革，由于农村改革带来了新的变化，城乡、城镇、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占了城乡工商企业的半边天，农村市场继续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又有力推动了城市改革的发展。从84年到88年，这后五年，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推进，对外开放的的迅速发展，广州市的国民经济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回顾八十年代这个阶段的改革开放，觉得也是来之不易的，当然以后九十年代，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那是一次大解放了，整个开放又迈进了一个新的阶段。
我就谈这些，如果有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
【司徒梅芳】（原广州市政协副主席）
图为司徒梅芳在发言(谢予健摄)
大家都谈到不解放思想就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有改革开放就不可能有这三十年的辉煌成就。那解放思想的思想是很多的，我想就我自己亲身经历和比较熟悉的情况谈一谈。
我比较熟悉华侨和港澳方面的情况。解放以来在对待华侨问题上经常受左的影响，五十年代的土改运动就出现过把许多华侨、工商业者、自由职业者错误打倒，到了文化大革命更被视为反革命的基础，70年当时省革委在只走左的路线上搞了一个处理干部海外关系的六条意见，被我们称为“黑六条”，凡是有港澳海外关系的干部，不管从事什么职业，只要还有联系，就要进行批判斗争，今后一律不吸收有海外关系的人当干部，对干部的婚姻要把好关。这些都是过去大家知道的，制造了一批冤假错案。当时的华侨新村被誉为“小香港”、“小台湾”，“阶级敌人的避风港”，一批知名人士被批斗，开展反偷渡外逃运动的时候，还把所谓有问题的人集中审查，各地的侨眷被吓得人心慌慌，当时根本不可能把毗邻港澳、华侨众多作为优势，认为这些都是不好的。
打倒“四人帮”之后，77年邓小平在接见港澳同胞国庆参观团的时候就说到，什么海外关系复杂不能信任，这种说法是反动的，我们现在不是海外关系太多，而是太少了，这是一个好东西，可以打开各方面的关系。所以当时的“海外关系是一个好东西”，的确是一个很新鲜，也是很珍贵的说法。就是为海外关系正了名、平了反。跟着78年12月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跟着召开了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叶剑英委员长为大会题词，为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现代化大力发展侨务工作，当时解放思想，就跟侨务工作联系在一起了。
当时我亲身经历，78年市委调我到侨办工作，我参加了这次会议，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原来我是很害怕到侨办的。参加会议之后，受了教育，大大加强了做好侨务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开完会回来以后，在市委领导下全市掀起了贯彻落实侨务工作的热潮，后来在人大、政协、政府各个部门，包括侨办在内了，落实侨务政策，这些数字我就因为时间的关系就不念了。到85年平反冤假错案多少？清理归侨侨眷19万份啊。（杨资元插话：当时我是属于疏散回乡的，已经通知我了，全家都搬到乡下去。第一年工资照发，第二年就自食其力。我的海外关系是比较多的，我是在香港出生的。）
当时我们平反冤假错案有一千多宗等。做了这些工作之后，侨务工作逐步的落实，争取了华侨、港澳同胞开始回来投资。今天上午几位老主席也讲了，广东省委、广州市委的领导，在中央和邓小平等同志的领导下，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以前对华侨港澳同胞要打击、要排斥，现在认识到华侨众多、临近港澳是我们一个重大、独特的优势，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转变，这是来之不易的。现在我们说华侨众多、临近港澳，说的是很好听，也很美妙，但是以前就不是这样的，经过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就来了一个重大的转变。（杨资元插话：当时说阶级斗争，临近港澳，是资产阶级思想最严重的原因。当时廖承志同志在广州做了一个报告，说自己的社会关系最复杂了。廖承志同志是现在侨办廖晖的父亲，他在中山纪念堂做的报告，我都去听了。）
以前去探亲都被说成是偷渡。因为这样一个重大的转变，才有了广东开放改革先走一步。刚才也有很老领导说了，先走一步有很多内容，但是为什么广东能够先走一步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华侨众多、临近港澳，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发挥的巨大促进作用。在这样的情况下，究竟怎样更好的激发华侨华人、港澳同胞的积极性呢？当然这里各个部门都做了很多工作。侨办的建议，要给华侨港澳同胞以名、利加优惠的待遇，就是给一定的名誉、一定的优惠政策、给家人一定的照顾，包括住房的政策落实、家属的就业等等。这个建议得到了市委领导的重视，侨办和有关部门，包括外经贸委等各部门共同草拟了广州市荣誉市民授予办法，并纳入了广州市华侨港澳同胞投资优惠办法。广州在全省率先实行对有重要贡献的华侨华人、港澳同胞及外国友人给予广州市荣誉市民的光荣称号，最早是在79年底授予。从79年到现在，广州共有370名荣誉市民，其中319名是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另外还有几十个人是外国友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华侨华人、港澳同胞对家乡的贡献也是越来越大，改革开放以来，他们捐献给广州地区的款物是36亿多元，其中本市接受捐赠是18.78亿。今年发生的雨雪冰冻灾害，还有四川地震灾害，他们也是感同身受，捐款捐物也是非常踊跃，中华民族在危难关头显示出超常的凝聚力。
当时由于更新观念，对归侨中的先进人物进行表扬，并集体推荐优秀的归侨侨眷担任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工作。广州市政协有些港澳委员还被推荐为省政协和全国政协委员，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为了更好地团结和联系港澳历届委员，93年继汕头市之后，广州市是第二个酝酿在香港成立了香港政协委员联谊会。现在全国各省政协都有了香港委员联谊会，成为很重要的爱国爱港的力量。华侨港澳同胞的爱国传统不仅体现在他们本人所做的重大贡献，他们还十分重视对后代的言传身教。获得广州杰出贡献奖的霍英东先生，他的贡献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多讲了，大家都知道。他曾经说过，我们老一代对家乡建设的深厚感情要传给下一代，让世世代代都爱国爱乡，事实上他的后代是能够继续他爱国爱乡传统的。我们所熟悉的很多著名人士对后代也是言传身教，我们都亲眼看到他们的后代都能够继承父辈爱国爱乡的传统，用不同的方式做出自己的积极贡献。菲律宾归侨黄川水先生祖籍虽然是福建，但是曾经在广州工作过，他在香港的孙子就出资支持特殊教育。
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对这些事有所接触、有所参与，事实证明没有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就没有侨务工作、统战工作、政协工作的大发展，没有经济建设又好又快的发展，没有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今后我们还要继续解放思想，树立世界眼光、贯彻科学发展观，才能进一步促进政协工作、统战工作和侨务工作在广州建设首善之区做出更大的贡献。
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
【梁智万】（市政协历届委员代表）
过去我们是属于团结改造、利用的知识分子，虽然没有受皮肉之苦，但是精神的压力很大。后来开放改革的政策，不仅有经济的发展，在思想解放之后，解放了很多人，这些人就是很大的生产力。当时我们在压抑之下一样在工作，但是很不开心，自从司徒梅芳把我们解放出来之后，我们做事情就特别的卖力，直到今天，我们退休了，因为司徒大姐还叫我们继续努力，还要去干，所以我退了休还在搞老人事业。我是老人病专业的普通医生，但是我参与搞了一个由民革的徐胜英大姐搞的老龄公寓，后来我们搞尊老康老协会的寿星大厦我也去了。现在我们还准备再发展，在帽峰山那边还要继续搞。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老的，现在政府给我们很多钱，我们现在退休了，每一个人都拿着很高的工资，开放改革医疗卫生事业大发展，我们自己的医务人员生活有大好转，我们虽然拿着很多的退休金，但是往往很多就是空巢。我的同学儿女到了国外，家庭都是空巢，病中在床，从美国回来看一看也就是走了，死的时候也不能在身边。
我想在座的各位空巢的也不少，还是要继续努力，人家解放了我，我也要解放更多的人，把这些老人进行好好的安置。现在政府搞的，在上水那边，仅仅的一间，还是很不够的，我们这些老人，起码有10%。当然一步步地搞居家养老，这口号什么都有，但是真正去做，也都是没有落实的，经费的来源也没有，就是搞我们医院的高楼大厦，大的医院发展的越来越好，省人医、中山医都像是宾馆一样，其实不一定要搞的那么好、那么大，人民并不一定需要那么大的医院，医院不要越搞越大，应该分散开来，要适合人民生活方便，能够去的地方，搞大了又很远，病人又集中，在那里排队。
上午各位领导都发了言，领导都很辛苦，顶着风浪干，把社会生产力解放出来。但是你们看病都是前呼后拥，但是普通老百姓看病就很困难，今后要发展社区医院，社区医院现在在市政府那里还是停留在口号上，报纸登了很多，人家以为真的，其实我调查一下不是真的，市政府还没有拿什么钱出来进行发展。我们现在纳税人搞了那么多钱，我看搞形象工程是搞的很多，但群众实际需要的，大家都会老的，在座有的人可以有公家的车可以用，看病时前呼后拥，但是有的人不是这样，而且老了以后儿女不在身边，看病真的很不方便，所以发展社区医院很重要。
希望各位领导能够再解放思想，包括要解放人，老年生活的好转，最后归属怎么样，老了以后都有不能动的时候，怎么处理，我看应该投入一些钱。我们以前应该是纳了很多税的，要把我们纳的税用一点在老人身上。
我今天就不说了。
【主持人：郭锡龄副主席】
差不多了，我们请振中主席做一个总结吧。
【朱振中】（广州市政协主席）
图为朱振中主席讲话(李志洁摄)
也不是总结，就是一个座谈会的发言吧。
为了隆重纪念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市政协党组和市政协主席会议根据中央、省、市委的统一部署精神，经过认真研究和听取各方面意见，决定举办广州市政协隆重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系列活动，主要有：召开市政协历届领导、委员代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座谈会；以市政协名义发表纪念文章；举办广州改革开放30年摄影展“瞬间的见证”；举办“迎国庆、贺中秋”暨纪念广州改革开放30周年诗书画雅集；召开人民政协与改革开放研讨会；征编出版《广州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文集》、《改革开放中的广州政协委员》。今天这个市政协历届领导、委员代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座谈会，是整个系列活动的“头一炮”和“重头戏”，很有意义。刚才，大家畅谈改革开放30年的“亲历、亲见、亲闻”，歌颂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辉煌成就，回顾广州改革开放先行一步和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市政协和广大政协委员在我市改革开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展望广州发展的美好前景和人民政协更为重大的历史使命，倍觉亲切，感受良多，体会尤深，闪烁着思想解放的熠熠火花，提出了不少颇有见地的思路、建议和措施，既有利于促进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又有利于工作的改进、创新和发展。
从今天这个座谈会的成果来看整个系列活动，我们希望能达到对市政协委员和机关工作人员进行一次改革开放和解放思想的再教育，以思想大解放推动政协工作的新发展，为进一步推动广州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科学发展作出新贡献的目的。尤其希望大家对如下三个重大问题进一步统一思想、形成共识。
第一，深刻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意义，坚定不移地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推向前进。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对我们党和国家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的伟大事业，是推进现代化建设的的新的伟大创举；改革开放符合中国国情，符合党心民心，符合时代发展潮流和社会发展规律；改革开放使中国人民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使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使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因此，在建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发展阶段，我们要坚定不移地继续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推向前进，为今后夺取小康社会新胜利，谱写人民美好生活新篇章而努力奋斗！
第二，深刻理解广州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启示，更加坚定地以思想大解放推动广州改革开放大发展。广州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证明，我国改革开放的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决策和方针政策是符合实际的，取得的巨大成就和成功经验是鼓舞、激励和指引我们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力量源泉。广州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探索，是思想大解放的产物。思想大解放，敢想、敢干、敢为人先、敢于改革创新，是广州改革先行一步、抢抓机遇创辉煌的重要思想基础和关键。因此，在推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新征程中，广州要按照省委对广州的新要求，以深入开展解放思想学习讨论活动为先导，进一步解放思想，在新一轮改革开放大潮中继续先行一步，勇当实践科学发展的排头兵，使改革开放成为推动广州大发展、建设广东“首善之区”的强大动力。
第三，深刻理解我市政协工作促进我市改革开放的重要贡献，充分发挥我市政协工作推动我市改革开放大发展的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市各级政协发挥人民政协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面广、代表性强的独特优势，全面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在协商议政、调研视察、撰写提案、反映社情民意等工作中，围绕破除计划经济思想、体制束缚，坚持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加快经济发展；广交朋友，广开渠道，推进穗港澳台经贸文化交流与合作；重视城市规划、建设、管理、重视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建设适宜创业发展和适宜居住生活的城市；关注民生，促进和谐，多办实事；反映、协调各方关系和利益，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稳定等方面的重大问题或突出问题积极献计出力，充分发挥了“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建言献策的参谋助手作用，坚持团结民主、交友联谊的凝心聚力作用，敢讲真话、敢进谏言的民主监督作用，勇于改革、勇于开拓的探索创新作用，对外经贸文化活动中主动牵线搭桥、积极招商引资的桥梁纽带作用，为促进我市改革开放作出了重要贡献。当前广州改革开放和城市化发展都处于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市的政协工作务必继续解放思想，发扬改革开放精神，推动政协工作的新发展和为推动我市改革开放大发展作出新贡献。为此，首先就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的独特优势，就进一步拓展我市改革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提高改革开放水平，为按照省委对广州的新要求，建设广东首善之区多进良言、多献实策，尤其是对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广州城市现代化发展的新目标、新定位；如何“跳出广州谋划广州发展”，从立足珠三角城市群、依托粤港澳合作、面向世界、服务全国的战略高度和宽广视野，以新的理念、思路谋划、推进城市发展，闯出一条中心城市科学发展的新路；如何把建立现代产业体系作为建设“首善之区”的重要基础，加快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体的中心城市产业结构，大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充分发挥广州在珠三角制造业基地优化提升中的龙头带动作用，大力加强与港澳台的产业合作，加快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如何把建设宜居城市作为建设“首善之区”的重要目标，更加关注民生问题，切实改善民生福利，增强群众幸福感，将以人为本的核心要求贯穿于城市现代化发展的全过程等方面，多提有前瞻性、建设性的建议、思路、对策和措施，供市委、市政府作决策参考。
最后，衷心感谢大家对这次座谈会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
【主持人：郭锡龄副主席】
同志们，我们今天开了一次非常好的座谈会，各位老领导、各位老委员以大量的亲身经历，亲睹亲闻的事实，重温和讴歌了广州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巨大成就，不仅使参加座谈会的所有同志深受启发、大受教育，而且也将大有助于我们以史为鉴，做好人民政协的各项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