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要闻
“广州政协大讲堂”第三讲开讲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主讲当前经济热点
“广州政协大讲堂”第三讲开讲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主讲当前经济热点
日期：2011-09-28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作了题为“十二五规划”和中国经济运行——兼论当前
经济中的热点问题演讲
广州市政协主席林元和（左三），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邬毅敏（右三），市政协副主席平欣光（左二）、李勤德、孙峰（左一），秘书长李维杰（右一）以及市委、市人大、市政府有关部门的领导出席报告会
会议现场
9月28日，广州政协大讲堂第三讲开讲，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作了题为“十二五规划”和中国经济运行——兼论当前经济中的热点问题演讲。广州市政协主席林元和出席并致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邬毅敏，市政协副主席平欣光、李勤德、孙峰，秘书长李维杰以及市委、市人大、市政府有关部门的领导，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及部分委员，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领导班子成员，各区、县级市党委联系政协工作、政府分管经济工作的领导，各区、县级市政协主席会议成员，市属事业单位、市各人民团体、在穗部分金融和证券机构、市属大型国有企业、大型民营企业、电信企业、IT企业、行业协会、商会，大学和研究所等单位的负责人，佛山市政协及有关单位领导出席。
据介绍，厉以宁教授现任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等职务，是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他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理论，并对“转型”进行理论探讨，对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林元和在致辞中说，2008年下半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深远，世界经济仍处在缓慢、艰难的复苏之中。当前，国际主要经济体增长乏力，主权债务危机恶化扩散，世界经济下行风险有所加大。整个“十二五”时期，我们面临的世界经济环境不容乐观。国际环境对我国发展来说既有严重的挑战，也带来了很多机遇。我们要读懂 “危机”的真正含义就是有危有机，要看到“危中有机”。那就要求我们必须认真学习经济理论，掌握经济运行规律。
林元和表示，希望广大政协委员能以这期大讲堂为契机，加强学习，围绕“十二五”规划纲要的实施，精心选择具有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的重要课题，积极协商议政、建言谋策，为推进广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会上，厉以宁从结构调整、通货膨胀、就业问题、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自主创新、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等多方面分析了当前中国经济的运行态势，剖析了当前经济中的热点问题。并预测如果不发生意外情况，今年物价会稳中有降，预计通胀率全年保持在5%上下。
“机遇就在中国，有无穷无尽投资机会在那里，可以保证中国经济持久稳定的增长。城镇化正在进行，这是给未来中国提供最大投资机会的地方。”厉以宁认为，这是全世界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发展优势。
但是，钱从哪里来呢？“土地财政走到尽头，没有那么多地可卖了。最好的办法，把民间资本动员起来，参与城市化建设”。要调动民间的积极性，厉以宁认为，投资的主体应该是市场引导，而不是行政单位主管，这会降低民间的积极性。
演讲的最后，厉以宁总结说用“中国道路”概括中国的发展方式会更好，“用中国模式不如用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可能带一种固定化，但是用中国道路，中国是怎么走过来的，包括我们自己的经验，自己的教训，这样让世界了解可能更容易”。
通货膨胀的类型主要有三种：需求拉动型、国际输入型、成本推进型。“中国当前的通货膨胀是什么性质呢？2008年以后，三种都有，中国的通货膨胀是综合性的。”
厉以宁详细分析了中国目前遇到的通货膨胀问题，他说与上世纪90年代我国发生的通货膨胀不同，各种生产成本的上升成为这一次通胀发生新的推动因素。
“成本推进是第一次遇到，”厉以宁说，首先是用工成本上升。“新生代农民工三分之二有高中学历，不像以前的农民工很多就是小学毕业，甚至文盲。”厉以宁说，还有一个现象，新生代农民工会考虑成本收益分析，包括心理成本，比如夫妻长期分居，或者子女独自留在家中成为留守儿童，所以北京有经济学家预言，中国将进入一个保姆缺乏的时代。
“其次是房地产价格上升”，它是需求拉动了通货膨胀的结果，也是成本推进通货膨胀的原因，因为房地产价格上升，租金也就上升，生活费也上升了。“还有融资成本的上升”，厉以宁说，为了应付通胀，采取紧缩政策，民间借贷成本提高了3到5个百分点。
但是，厉以宁认为“人口红利时代结束”的说法为时过早，“对中国而言，低素质的劳动力时代已经结束，但技工时代刚刚开始”。
在未来，我国应该如何应对通货膨胀问题呢？厉以宁以猪肉涨价为例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这个时候鼓励养猪，但是它没有这么快啊。你刚一说政府鼓励养猪了，猪肉就上市了？不会的。怀孕要好几个月吧，小猪养成肉猪要好几个月吧，大半年时间过去，你猪肉一下就能起来？”要解决这一问题，他认为必须要逐步建立规范、健全的国家储备制度和商业储备系统，另外要打击人为的炒买炒卖现象。
对于今年国内的物价形势，他认为只要不出现大的意外，国家的相关政策会逐步发挥效力，到年底前，物价应该是稳中有降，全年通胀率应该维持在5%左右。
随着我国的经济不断增长，就业压力却越来越大，厉以宁认为，这是因为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的变化率，它的周期是不一样的，“经济滑坡在前，就业滑坡在后，经济回升在前，就业回升在后。这就是西方经济学中有名的奥肯定律。”
“专靠经济增长率，不能解决就业问题，解决就业靠什么呢？靠民营企业。新增劳动力，70%是民营企业提供的”。厉以宁认为，工业的发展，这是国富，要老百姓富，一定要“民”富，这才是真的富。
那么怎样帮助民营经济发展？“减税啊。只要减税，我国1000万中小企业，3000万个体户，每个中小企业增加几个人，就是好几千万人，每个个体老板找一两个亲戚帮忙，解决了几千万人的就业。就业增加了，生意好了，国家的税收又回来了。减税是今天的效应，明后天税收就增加了。
今年我国的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厉以宁以历史事实和教训提醒我们，“GDP的总量重要，但是GDP的结构更重要。”回顾历史，厉以宁说，“1840年，中国的GDP总量比英国大了很多，但是中国当时的GDP结构主要是农产品、手工艺品，而英国主要是钢铁产业，机器设备的制造。”除了GDP的结构重要以外，人力资源结构也非常重要，“中国人口总量在鸦片战争时比英国高很多，但是人力资本结构远远不如英国，英国产业革命后，小学普及了，中学大量建立了，兴办了很多的大学，培养出大量的科学家、技术人员、金融家。而当时中国农民绝大多数是文盲，妇女绝大多数是文盲，读书人有几个懂科学技术，懂经济管理？就说当前和日本比，我们的人口资本结构也不如日本，日本大学生在人口中的比重比中国大，日本熟练技工在人口中的比重比中国大得多”。因此，厉以宁强调说，“十二五期间，我们最重要的就是结构调整”。
自主创新也是未来经济发展转型的重要支撑点。厉以宁认为，国有企业有着资金量大、资源广泛的优势，而民营企业更加灵活，因此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要联合起来，最重要的是，“创新就要敢于失败，要承担失败”。
“农村的人带着老婆孩子，去城里打工，出去一走，把房子锁上，变老鼠窝了。他没有钱啊，进城以后，房子越来越贵，租也租不到，就钻地下室。北京一个房子的地下室，也没多大，住了16户人家，用纸箱隔成16间，所以北京有个词啊，叫鼠族，变老鼠了。这就是‘两个老鼠’的故事”。厉以宁以“两个老鼠”的故事开始了对城乡收入差距原因的分析。
厉以宁说，“城里居民土地是国有的，但祖传的房子有房产证，可以转让，可以抵押，而农民的意见却很大，祖传的房子没有房产证，不能转让，不能抵押，连出租都困难。”
房产产权上体现的不公平只是城乡差距成因中的一部分。厉以宁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认为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在三个“资本”上存在差距，首先是物质资本差距，农村居民因为没有产权而不能将祖传房屋进行抵押即是一例；其次是人力资本差距，农村居民普遍受教育程度较低；还有社会资本差距，农村居民的人际关系网络较小，不能对他们的工作和发展提供有效帮助。
厉以宁认为，由于这三种资本上的城乡之间存在巨大差距，因此出现了一系列的不平等，首先是教育资源配置不平等，导致了就业不平等，从而造成收入不平等，进而形成生活的不平等，最后体现在下一代不平等，并由此开始一个周而复始的循环。
全面不平等的后果是造成了社会阶层的固定化和职业的世袭化，工资、福利、提升机会和人力资本提升较好的“好职业”被城里人大量占据，农村人只能进入这四方面较差的“坏职业”中谋求工作。
“对策何在？”厉以宁说，“首先，必须要让农民拥有产权。房子、宅基地可以抵押，这样他就可以有第一桶金了；其次，教育资源的分配要均等，一定要分配教育资源；然后，让农民增加社会资源，这是靠自己闯出来的，鼓励他们去闯，让他们到市场拼搏，告诉他们重信用，慢慢他们就起来了。（李志洁）
据介绍，厉以宁教授现任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等职务，是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他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理论，并对“转型”进行理论探讨，对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林元和在致辞中说，2008年下半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深远，世界经济仍处在缓慢、艰难的复苏之中。当前，国际主要经济体增长乏力，主权债务危机恶化扩散，世界经济下行风险有所加大。整个“十二五”时期，我们面临的世界经济环境不容乐观。国际环境对我国发展来说既有严重的挑战，也带来了很多机遇。我们要读懂 “危机”的真正含义就是有危有机，要看到“危中有机”。那就要求我们必须认真学习经济理论，掌握经济运行规律。
林元和表示，希望广大政协委员能以这期大讲堂为契机，加强学习，围绕“十二五”规划纲要的实施，精心选择具有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的重要课题，积极协商议政、建言谋策，为推进广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会上，厉以宁从结构调整、通货膨胀、就业问题、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自主创新、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等多方面分析了当前中国经济的运行态势，剖析了当前经济中的热点问题。并预测如果不发生意外情况，今年物价会稳中有降，预计通胀率全年保持在5%上下。
“机遇就在中国，有无穷无尽投资机会在那里，可以保证中国经济持久稳定的增长。城镇化正在进行，这是给未来中国提供最大投资机会的地方。”厉以宁认为，这是全世界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发展优势。
但是，钱从哪里来呢？“土地财政走到尽头，没有那么多地可卖了。最好的办法，把民间资本动员起来，参与城市化建设”。要调动民间的积极性，厉以宁认为，投资的主体应该是市场引导，而不是行政单位主管，这会降低民间的积极性。
演讲的最后，厉以宁总结说用“中国道路”概括中国的发展方式会更好，“用中国模式不如用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可能带一种固定化，但是用中国道路，中国是怎么走过来的，包括我们自己的经验，自己的教训，这样让世界了解可能更容易”。
通货膨胀的类型主要有三种：需求拉动型、国际输入型、成本推进型。“中国当前的通货膨胀是什么性质呢？2008年以后，三种都有，中国的通货膨胀是综合性的。”
厉以宁详细分析了中国目前遇到的通货膨胀问题，他说与上世纪90年代我国发生的通货膨胀不同，各种生产成本的上升成为这一次通胀发生新的推动因素。
“成本推进是第一次遇到，”厉以宁说，首先是用工成本上升。“新生代农民工三分之二有高中学历，不像以前的农民工很多就是小学毕业，甚至文盲。”厉以宁说，还有一个现象，新生代农民工会考虑成本收益分析，包括心理成本，比如夫妻长期分居，或者子女独自留在家中成为留守儿童，所以北京有经济学家预言，中国将进入一个保姆缺乏的时代。
“其次是房地产价格上升”，它是需求拉动了通货膨胀的结果，也是成本推进通货膨胀的原因，因为房地产价格上升，租金也就上升，生活费也上升了。“还有融资成本的上升”，厉以宁说，为了应付通胀，采取紧缩政策，民间借贷成本提高了3到5个百分点。
但是，厉以宁认为“人口红利时代结束”的说法为时过早，“对中国而言，低素质的劳动力时代已经结束，但技工时代刚刚开始”。
在未来，我国应该如何应对通货膨胀问题呢？厉以宁以猪肉涨价为例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这个时候鼓励养猪，但是它没有这么快啊。你刚一说政府鼓励养猪了，猪肉就上市了？不会的。怀孕要好几个月吧，小猪养成肉猪要好几个月吧，大半年时间过去，你猪肉一下就能起来？”要解决这一问题，他认为必须要逐步建立规范、健全的国家储备制度和商业储备系统，另外要打击人为的炒买炒卖现象。
对于今年国内的物价形势，他认为只要不出现大的意外，国家的相关政策会逐步发挥效力，到年底前，物价应该是稳中有降，全年通胀率应该维持在5%左右。
随着我国的经济不断增长，就业压力却越来越大，厉以宁认为，这是因为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的变化率，它的周期是不一样的，“经济滑坡在前，就业滑坡在后，经济回升在前，就业回升在后。这就是西方经济学中有名的奥肯定律。”
“专靠经济增长率，不能解决就业问题，解决就业靠什么呢？靠民营企业。新增劳动力，70%是民营企业提供的”。厉以宁认为，工业的发展，这是国富，要老百姓富，一定要“民”富，这才是真的富。
那么怎样帮助民营经济发展？“减税啊。只要减税，我国1000万中小企业，3000万个体户，每个中小企业增加几个人，就是好几千万人，每个个体老板找一两个亲戚帮忙，解决了几千万人的就业。就业增加了，生意好了，国家的税收又回来了。减税是今天的效应，明后天税收就增加了。
今年我国的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厉以宁以历史事实和教训提醒我们，“GDP的总量重要，但是GDP的结构更重要。”回顾历史，厉以宁说，“1840年，中国的GDP总量比英国大了很多，但是中国当时的GDP结构主要是农产品、手工艺品，而英国主要是钢铁产业，机器设备的制造。”除了GDP的结构重要以外，人力资源结构也非常重要，“中国人口总量在鸦片战争时比英国高很多，但是人力资本结构远远不如英国，英国产业革命后，小学普及了，中学大量建立了，兴办了很多的大学，培养出大量的科学家、技术人员、金融家。而当时中国农民绝大多数是文盲，妇女绝大多数是文盲，读书人有几个懂科学技术，懂经济管理？就说当前和日本比，我们的人口资本结构也不如日本，日本大学生在人口中的比重比中国大，日本熟练技工在人口中的比重比中国大得多”。因此，厉以宁强调说，“十二五期间，我们最重要的就是结构调整”。
自主创新也是未来经济发展转型的重要支撑点。厉以宁认为，国有企业有着资金量大、资源广泛的优势，而民营企业更加灵活，因此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要联合起来，最重要的是，“创新就要敢于失败，要承担失败”。
“农村的人带着老婆孩子，去城里打工，出去一走，把房子锁上，变老鼠窝了。他没有钱啊，进城以后，房子越来越贵，租也租不到，就钻地下室。北京一个房子的地下室，也没多大，住了16户人家，用纸箱隔成16间，所以北京有个词啊，叫鼠族，变老鼠了。这就是‘两个老鼠’的故事”。厉以宁以“两个老鼠”的故事开始了对城乡收入差距原因的分析。
厉以宁说，“城里居民土地是国有的，但祖传的房子有房产证，可以转让，可以抵押，而农民的意见却很大，祖传的房子没有房产证，不能转让，不能抵押，连出租都困难。”
房产产权上体现的不公平只是城乡差距成因中的一部分。厉以宁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认为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在三个“资本”上存在差距，首先是物质资本差距，农村居民因为没有产权而不能将祖传房屋进行抵押即是一例；其次是人力资本差距，农村居民普遍受教育程度较低；还有社会资本差距，农村居民的人际关系网络较小，不能对他们的工作和发展提供有效帮助。
厉以宁认为，由于这三种资本上的城乡之间存在巨大差距，因此出现了一系列的不平等，首先是教育资源配置不平等，导致了就业不平等，从而造成收入不平等，进而形成生活的不平等，最后体现在下一代不平等，并由此开始一个周而复始的循环。
全面不平等的后果是造成了社会阶层的固定化和职业的世袭化，工资、福利、提升机会和人力资本提升较好的“好职业”被城里人大量占据，农村人只能进入这四方面较差的“坏职业”中谋求工作。
“对策何在？”厉以宁说，“首先，必须要让农民拥有产权。房子、宅基地可以抵押，这样他就可以有第一桶金了；其次，教育资源的分配要均等，一定要分配教育资源；然后，让农民增加社会资源，这是靠自己闯出来的，鼓励他们去闯，让他们到市场拼搏，告诉他们重信用，慢慢他们就起来了。（李志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