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4年第3期《民主与科学》杂志，在九三论坛栏目刊发广州市政协副主席、市九三学社主委王桂林和广州市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许璐署名文章《科技创新、企业育成、人才成长“三螺旋”同频共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现转载全文，以飨读者。

　　202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在生产力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中，科技创新是核心动力，通过对生产要素的改造，从本质上推动新质生产力实现能级跃升；企业是关键主体，通过促成新型生产要素的有机结合，从结构承载上推动形成以新质生产力为内核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人才是主导资源，通过不断提升自身改造自然的综合能力，在实践活动中引领生产要素同步进化，实现新质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只有三者达到协调统一，才能不断催生新业态、新动能、新优势，推动生产力向新质态跃升。“三螺旋”概念诞生于生物学领域，用于阐释基因、生物体、环境三者之间协调统一、协同进化的关系。将这种关系引入生产力领域，即形成了以科技创新链、企业育成链、人才成长链为主要构成的“三螺旋”支撑体系。在该体系中，三条链相辅相成、协同递进，通过链条间的“共振效应”系统推进生产要素的革新优化，为探索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一条多维支撑的实践路径。 

　　一、“三螺旋”支撑体系的结构内涵 

　　新质生产力由创新驱动实现质态跃升。当前，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创新体系的复杂程度日益加深，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以具有巨大潜力的基础科学、前沿技术和颠覆性技术为起点开展科技创新，强化生产力跃升的内在动力；需要以具有更强创新要素和产业资源集聚力、整合力的高能级企业为载体，将生产力的“新质”效应深植于产业体系；需要以人才资源能动效应的充分释放为前提，激发全生产要素活力。在符合新质要求的科技创新范式、企业培育思路、人才培养模式的多维协同作用下，创新驱动效能有望实现最大化，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有力支撑。 

　　（一）构建导向明确、环节贯通的科技创新链，推动科技创新成果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坚持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围绕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新质生产力理论蕴含了三重生成逻辑：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应对国际竞争多重挑战、实现国家经济健康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为我国在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厘清了科技创新的内在逻辑，为开展科技创新实践提供了根本遵循。 

　　完善需求导向、问题导向的科技创新举国体制，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过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但直至今天，我们在科技上仍受西方发达国家的掣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大国不等于经济强国，一个国家长期落后归根到底是由于技术落后，而不取决于经济规模大小。新质生产力的高质量发展内核，决定了其是面向国家发展战略需求、面向世界科技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以科技创新引领内涵式发展的社会生产力新质态。发展新质生产力，要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部署，完善“国家需求出题、‘卡脖子’技术出题、市场出题、企业出题，科技创新答题”的新型举国体制，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以深化体制优势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畅通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的科技创新全链条，由跟踪创新转变为源头创新。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边界加速交融，科技竞争的焦点不断前移，“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跟踪创新路径已经无法满足科技强国、经济强国的建设需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加强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标志着我国已正式转向以源头创新为引领的科技创新范式。强化源头创新，要着眼增强创新驱动的供给侧，以科学发现为起点，在人才与生态的协同支撑下，沿着技术发明、产业发展等关键环节逐步递进，串联形成“科学技术化、技术产品化、产品产业化、产业资本化”的发展路径，打通科技成果从样品到产品再到商品的转化，推动我国从科技大国、经济大国向科技强国、经济强国转变。 

　　（二）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对标世界一流的企业育成链，充分发挥新质生产力主体作用。 

　　新质生产力，在内涵上，源于要素的质态进化和优化组合，在实践中，源于实现要素配置和组合的主体。各类生产要素，归根结底要依靠企业承载组合才能形成生产力。党的二十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企业和企业家精神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出台了多方面的政策，从制度上落实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当前，国家在多层面上推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统筹布局，为企业发挥新质生产力主体作用创造了宏观条件。在微观实践中，要切实强化企业的资源配置、要素组合能力，紧紧围绕推动生产力跃升的实践要求，构建一条与主体功能相适应的企业培育路径，以企业的进阶发展支撑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完善企业全生命周期支持体系，将科技金融贯穿于企业发展的全过程。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创新过程的高风险、高投入、高产出特征，决定其与金融发展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关联。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指出，如果没有金融的支持，企业的创新和发展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要构建贯穿企业发展全过程的科技金融支持体系，针对企业成长过程中不同周期的差异化需求，谋划设计助推企业发展的金融政策，今年1月，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印发了《关于加强科技型企业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的通知》，旨在推动更多金融资源向企业科技创新汇聚。在具体实践中，要通过提供全方位支撑，加快企业从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为高新技术企业，再经提质升规成为“专精特新”企业、独角兽企业、领军企业，让新质生产力的萌芽在企业不断进化中茁壮成长。 

　　对标世界一流水平，培育一批研发投入高、产品定位全球、品高价优的高科技企业。今天的中国不缺少大企业，但缺少具备绝对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是新质生产力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企业发展的终极目标。高科技，体现在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对企业而言，原创性技术突破意味着高研发投入。中国的华为、美国的微软、韩国的三星都是掌握各自领域最先进技术的企业，同时也是全球企业研发投入前十名的代表。高效能，体现在资源要素的高效配置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世界一流企业，应具备世界级的市场竞争力，通过将产品市场定位于全球，融入全球产业生态，并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高质量，体现在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经济的崛起。企业需要向价值链高端迈进，通过设计制造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产品，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成本效益最大化，为其攀升至价值链更高端积蓄力量，最终形成“高品质－高利润－高品质”的良性循环。 

　　（三）构建发挥青年人才关键作用的人才成长链，培育具有“院士基因”的青年科学家和“企业家基因”的创业者。 

　　新质生产力由创新起主导作用，创新驱动的本质是人才驱动，发展新质生产力，归根结底要靠人才实力。“晶体管之父”威廉·肖克利与“八叛徒”之间的故事，是硅谷百年史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是生产力发展的一个缩影。肖克利以科学家的身份发明了晶体管，又以创业者的身份创办了半导体公司，吸引了八位能力超群的年轻人加盟，这八位年轻人的“叛逃”和再次创业，促成了后来近2000家衍生科技企业的诞生，也使硅谷一跃成为全球先进生产力高地。可见，在生产力跃升的过程中，科学家和创业者两类人才的重要性尤为突出。 

　　支持青年人才在科技创新上挑大梁、当主角，实现自主培育顶尖科学家。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青年人才作为我国科技创新的重要群体，在培育新质生产力上具有不可忽视的力量。近二十年来，40岁以下科技工作者在总人数中的占比呈现明显的递增趋势，截至2020年底，我国科技工作者队伍中，年龄在21－30岁之间的人数占总量的半数以上。如今，曹原、颜宁等一批青年科学家已成为支撑我国前沿科学进步的中流砥柱，随着新质生产力的深入发展，青年人才的主体作用会愈加凸显。当前，由于青年人才成长生态尚不完善，我国无论从人才密度，还是人才质量上，都难以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教育竞争，要更加重视人才自主培养。人才自主培养，既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本要求，也是发挥我国人才结构优势的有效途径。要用更加包容、更加开放的环境，引导青年人才勇于创新、敢于担当，通过在科技创新上挑大梁、当主角，逐渐成长为支撑关键核心技术研发的顶尖科学家，推动新质生产力不断发展。 

　　支持青年人才在自由探索中积蓄创业力量，依靠创业者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创业者作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之间的天然链接，既能在科学研究中挖掘“潜力股”，又能通过技术创业打造产业发展的“新支点”，是发展新质生产力，尤其是以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催生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力量。自由探索是人类依靠探究事物本源规律的求知精神，不断开辟新领域、培育新业态的过程，也是创业者力量的源泉。“电话之父”亚历山大·贝尔之所以能够彻底改变人类的通讯方式，正是因为他在自由探索中抓住创新灵感，并通过创业将其付诸于改造生产力的实践。因此，以创业者的开创价值发展新质生产力，要用利于自由探索的宽松氛围激发青年人才的最大潜能，用稳定良好的生态鼓励青年人才进行科技创业，通过将技术转化成本内化于创业行为之中，直接推动创新成果落地，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更加广泛而有力的支撑。 

　　二、“三螺旋”支撑体系的同频共振效应 

　　在“三螺旋”支撑体系中，科技创新链、企业育成链、人才成长链三者的支撑作用，由于存在导向一致性，因而在协同促进中形成了作用叠加的倍增效应：一是以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导向，通过加强源头创新、自主培育顶尖人才、打造世界一流企业，合力引领技术革命性突破；二是以解决国家发展和产业创新的重大问题为目标，通过完善科技创新举国体制和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支持体系、培育科技创业者，强化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夯实现代化产业根基；三是以生态优化为根本，通过形成环节贯通的科技创新链和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支持人才创新创业，激发全生产要素活力。这些相互叠加、协同共进的支撑作用如同物理体系在特定频率下产生的共振效应，以强大的力量推动生产力向新质态跃升。 

　　（一）以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导向，推动源头创新成果加速转化，引领技术革命性突破。 

　　“三螺旋”支撑体系的第一个“共振效应”，以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特定频率”，在源头创新、自主培育顶尖科技人才以及打造世界一流企业之间形成。这种“共振效应”能够以强化源头创新的方式提升人才自主培育质量，加快催生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并通过企业成长将成果及时应用到产业发展和生产力改造上，让创新效应辐射至全社会，最终以技术革命性突破实现生产力的跃升。华为5G芯片的诞生就是这种“共振效应”的经典例证。华为依靠代理香港品牌而起家，但由于同质竞争加剧、售后技术支持无法保障等问题，原有的经营模式难以维系，选择开辟自主研发的源头创新之路，成了华为破局的关键。华为于2004年成立芯片研发中心－－海思半导体，毕业于北京邮电大学通信和半导体专业的何庭波担任总负责人。此后二十年间，华为坚持为海思提供高额的研发经费，让何庭波有了敢于试错、大胆尝试的勇气，带领研发团队攻克了一项项技术难关，实现了华为自研芯片的从无到有，帮助其迅速跻身全球前五大芯片设计公司的阵营。2019年5月，华为被美国列入第一轮制裁的“实体清单”，谷歌、ARM等芯片企业相继停止与其合作。在多数人认为华为将从此衰落时，何庭波却在4年后用“麒麟芯片”帮华为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也使我国在5G通信领域占据了绝对技术优势。在这二十年里，何庭波成长为芯片研发领域的顶尖科学家，华为发展为掌握全球领先技术的一流企业，也蹚出了一条越走越宽的源头创新之路。 

　　（二）以解决重大问题为目标，做大做强科技企业矩阵，夯实现代化产业体系根基。 

　　“三螺旋”支撑体系的第二个“共振效应”，以解决重大问题为“特定频率”，在科技创新举国体制、科技创业者以及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支持体系之间形成。这种“共振效应”以构建“国家需求出题、‘卡脖子’技术出题、市场出题、企业出题，科技创新答题”的举国体制为基础，强化关键核心技术研发，通过创业者的创业行为加速技术落地，同时依靠全生命周期支持体系助力企业发展壮大，填补我国产业链及前沿领域空白，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近年来，我国抢抓新能源汽车发展机遇，推动汽车产业加速转型。广汽集团作为领军企业，积极开展汽车电动化布局。广汽研究院的首任院长黄向东是广汽集团自主研发体系的核心人物，从2018年开始，他带领团队着手筹备动力电池的研发，2020年在广汽支持下创办巨湾技研，以创业者的身份推进国产极速充电动力电池的量产化进程。在广州市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政策支持下，巨湾技研从科技型中小企业逐步成长为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并于2022年登上全球独角兽榜单。目前，巨湾技研已在全球率先突破极快充电（XFC）动力电池技术并成功实现规模化生产，为我国汽车产业“换道超车”提供了有力支撑。 

　　（三）以生态优化为根本，发挥人才资源能动作用，激发各类生产要素活力。 

　　“三螺旋”支撑体系的第三个“共振效应”，以生态优化为“特定频率”，在环节贯通的科技创新链、完善的企业科技金融服务以及人才创新创业实践之间形成。在这种“共振效应”中，环节贯通的科技创新链和以科技金融为主线的企业育成链，能够加速知识、技术、资本等要素向人才创新创业过程流动，在各类要素资源的支撑下，人才资源的能动效应得以充分释放，反向作用于科技创新和企业育成，从而进一步实现要素的优化配置。实际上，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我国发展迎来了一系列新变化，这种“共振效应”已初见端倪。首先是科学技术取得了显著进步，科研工作的开展和科技人才的培养步入正轨。同时，科技金融的萌芽开始形成，1985年，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了国内首家风险投资机构－－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并在1986年发布的《科学技术白皮书》中首次提到发展风险投资事业的战略方针。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内出现了一次创新创业的浪潮，以中关村为例，大批科技人员“下海”创办民营科技企业，面向市场需求开展技术 “二次开发”，推动计算机技术和办公自动化技术在中国市场落地。此次浪潮不仅催生了新的生产要素，也使传统要素的配置发生了变化，最终推动我国实现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有效增长。 

　　三、构建“三螺旋”支撑体系，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我国正处于新质生产力孕育和形成的战略机遇期，需要在把握科技革命驱动产业变革历史规律与时代特点的基础上，探索构建科技创新链、企业育成链、人才成长链协同支撑的科学实践路径，通过链接“样品－产品－商品”有效转化推动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加速落地，依靠科技企业的阶梯式进化推动创新成果应用于产业体系，凭借科学家、创业者等人才的持续成长激发各类生产要素活力，最终以多维协同的“三螺旋”为支撑，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创新合力。 

　　（一）建立以企业为主体、需求为牵引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打通“样品－产品－商品”有效转化的科技创新链。 

　　推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新质生产力，需要坚持需求导向，强化企业在构建全链条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中的主体作用。要确立企业出题人和阅卷人的角色，探索由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新范式，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按照企业需求和市场需要推进科研攻坚，实现研发、转化活动一体化布局，真正做到以需求导向提升源头创新供给质量。同时，为加快促进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转化为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要发挥企业在场景牵引、应用示范上的驱动功能，依靠企业加强新技术集成与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支撑重大科技成果的产业化推广。要建设一批专业化、市场化的成果转化服务机构，强化转化人才队伍建设，提高工程开发、技术熟化、样品试制、测试验证等中试服务水平，以高效能转化服务体系落实企业的主体作用。 

　　（二）建立以科技金融为主线的企业全生命周期培育体系，打造“初创企业－领军企业－世界一流企业”梯次进化的企业育成链。 

　　完善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支撑，需要发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协同作用。初创期科技企业面临着较高的成长风险和不确定性，要强化国有资本支撑，以国有资本带头，引导社会资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同时，建立企业主导型产业技术创新体系，在助力企业成长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其需求牵引的引擎作用。处于成长期的科技企业已经凭借创新成果在市场中立足，需要更多资本与核心技术实现规模升级。要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组建体系化、任务型创新联合体，支撑产业共性基础技术研发，并且通过知识价值信用贷款、预期收益质押、知识产权证券化等方式，推动科技成果资本化。即将进入成熟期的科技型企业，生产经营的规模效应开始显现，需要借助上市融资等途径进一步扩大创新优势。要开展企业上市精准培训，探索建立科技领军企业上市融资、债券发行、并购重组绿色通道，从而支持企业面向国家重大战略和未来产业发展需求超前部署，不断开辟新领域新赛道，从区域性市场走向全国乃至全球。 

　　（三）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优化“科研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顶尖科学家”的人才成长链。 

　　发挥人才资源在各类要素中的主导作用，要按照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充分发挥举国体制优势，统筹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开辟学科发展新赛道，营造科教融合的育人生态。要遵循科技人才成长规律，建立贯穿青年科研人才成长生涯的持续资助机制，以鼓励创新、侧重考察科研潜力为基本原则，健全科研评价机制，鼓励青年人才专注专业领域开展长期研究。完善创新领军人才培养机制，探索“重大平台+重大项目”的高水平人才培养模式，以支撑国家安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实际贡献作为承担国家重大攻关任务的科技人才评价指标，在实践中培养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创新团队。加快构建更加开放包容的人才成长生态，建立以信任为前提的战略科学家负责制，赋予科学家充分的自主权，让科学家切实成为科研工作的组织者、科技资源的配置者，以人才能动效应的最大化激发全生产要素活力。 

　　（四）营造法治公平、稳定包容的创新生态，完善“创业者－企业主－企业家”的创业者成长链。 

　　发挥创业者在发展新质生产力，尤其是以技术革命性突破催生新质生产力上的关键作用，需要营造可预期的一流成长生态，完善从创业者到企业主再到企业家的成长链条，从源头培育和激发创业者善于创新、敢于冒险的企业家精神，以创新驱动发展新质生产力。要依法保护创业者权益，完善对知识产权等创新成果和创新收益的保护机制，严厉打击侵害创业者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用法治化营商环境增强科技人才将原创性、突破性技术推向市场的信心，引导更多优秀创业者涌现。要用公平的竞争机制保障民营企业主在创新资源整合上的权利，破除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各种壁垒，从制度和法律上落实民企在市场准入、投资准入、使用生产要素上的平等地位，以资源要素的高效流通推动企业主实现创新规模升级。要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营造稳定包容的“企业家友好型”生态，支持企业家真正成为新质生产力的组织者和实施者，通过持续创新将生产要素从旧的经济系统中抽离出来，实现要素的升级改造和优化组合。

　　来源：《民主与科学》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