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创新活化模式，鼓励小规模、渐进式的更新。

广州可通过小规模、渐进式有机更新的方式，对历史城区建筑、遗址进行保护修缮与利用，增强文物景观的可读性；通过“文商旅”相结合，重点营造街区文化氛围，实施轻度的活化改造，盘活历史文化资源。通过“文物径”建设，即将星罗棋布的名胜古迹串联起来；通过优惠政策，吸引民间手工艺、老字号回归入驻历史文化街区。

　  二是鼓励公众参与，培育第三方组织介入保护活化历史街区项目。

历史文化街区的更新再造涉及社区公众利益，应推进公众参与，形成自下而上的参与模式，有利于发挥社会各界的力量。可考虑筹建非官方的历史街区公众参与委员会，制定《广州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公众参与办法》，设立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公众参与理事会，创新公众参与平台，实施历史文化街区升级改造社会风险评价。

　  三是拓展融资渠道，建立多元资金保障系统。

　  首先，政府投入，政策扶持。可建立历史街区保护与活化的专项资金，列为财政计划的专项预算；对于开展试点活化的历史文化街区予以资金倾斜；在旧城改造资金中，设立按年度划拨的“历史建筑和传统风貌建筑专项维修资金”；在居住性历史街区实行“改善居住计划”性质的财政补贴，鼓励私人修缮历史建筑，使老建筑的文化功能得以延续；为使历史街区重振经济活力，还可为居民提供“保护手工业和小商业基金”性质的财政补贴。

　  其次，吸引民间资本，规范项目管理。除了政府为主导的投入外，还应鼓励社会资本大规模融入。如北京路文化核心区项目，可通过市、区共同出资、邀请社会资本加入的方式，成立混合型项目建设公司，负责项目投资运营，通过市场运作，增强土地与物业资源集约利用水平。但商家不是慈善家，往往是以利益最大化为终极目标，要通过健全相关机制，避免社会资本融入产生的负面影响。

　  最后，完善社会捐赠机制，发动全社会参与。如筹建“广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公益基金”，广泛吸纳来自企业经营收益和各种社会力量捐赠的资金。

　  四是引入商业运作，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历史文化并不排斥商业运作，引入商业运作，可实现一定的经济回报，如我们的新河浦逵园、红专厂、太古仓等利用旧房屋、厂房、仓库等，通过引进文化创意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既保护了历史建筑和风貌，迎合了产业调整，使整个历史街区得到活化和有效利用，成为“文商旅”融合发展的成功案例。我们需要打造更多的、有特色的、叫得响的历史街区和建筑的活化利用，丰富城市的文化景观。

　  五是创新观念，将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活化纳入制度轨道。

　  在制度建设方面，目前《广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即将出台，由于该条例是纲领性的，需要细化完善。在项目管理方面，将历史街区内收储的土地和国有企业闲置物业，通过委托管理、资本注入等方式，由市政府实行统一管理和活化改造。可借鉴福州、成都等城市整合利用土地、物业资源的经验做法，探索接管整理、改造利用的路径。在职能方面，合理界定政府、社会、市场三者在历史文化街区领域的职能边界。在管理模式上，由单一运用行政手段逐步过渡到综合运用法律、经济多种手段，鼓励社会组织无障碍进入历史文化街区的规划、更新与管理领域。在街区规划方面，尽快编制相关规划，对历史街区保护与活化提出针对性的要求。

　  六是加快机构建设，强化历史文化遗产管理人才配置。

尽快完善各区历史文化遗产的管理机构，配置一定数量的专业人才。如果政府机构力量不足，可参照上海市成立历史建筑保护事务中心，引进并整合各部门人才资源，承担历史建筑的基础管理、修缮改造项目管理、技术管理与咨询等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