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积极推进国家层面的PPP立法。继续推出带有“应急”特点的文件、指南、合同模版和工作规则的同时，借鉴国外经验，着力研究推进PPP立法。对目前与其他法律（如《招投标法》、《土地管理法》等）有不适用甚至是冲突的法律条款予以明确。建议明确限定政府特许的范围并严格厘清与PPP法的关系，同步加快将PPP法列入人大立法计划的进程。　　 

　　（二）消除民营资本进入PPP项目的顾虑。在PPP项目领域建立信用约束机制，严格约束政府和企业尤其是政府方面不守信行为，保障PPP项目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切实建立起合理的风险分担机制。遵循“哪一方能够最好地控制该项风险，且能产生最大的整体效益，则将该风险分配给谁”。政府应承担法律政策变更等风险；社会资本承担项目建设、运营过程中的成本、工期、服务质量等方面的风险。收益应与承担的风险相匹配，平衡好各方利益。　　 

　　（三）增强PPP项目盈利能力。通过审视PPP项目全生命过程来梳理和挖掘PPP模式中盈利点，为PPP模式推广注入新动力。一是优化资金投入和控制模式。改变沿用政府投资控制的习惯模式，引入激励性的奖惩机制。允许资金成本差额利润，优化投融资方案。增补资源开发权，弥补收益不足。采用多元化投融资模式，分摊建设投资。二是扩大经营收益来源。授权提供配套服务，拓展盈利链条。开发副产品，增加收益来源。冠名公共产品，增值社会资本声誉资本。优化项目捆绑组合，实行一体化运营。打包运作形成规模效应，降低单位产品成本。三是进行管理或技术创新，降低运营成本。社会资本为了拓展其盈利空间，应在特许经营过程中充分发挥其主动创新积极性，通过管理或技术创新不断降低其运营成本，也是间接增加了社会资本的盈利能力。 

　　（四）加强PPP人才培养和吸引优秀人才。广州市应当合理的借鉴其他城市专业机构的培育和人才的培养经验，一方面加强专业人员的技能培训和指导，另一方面通过优厚的条件吸引优秀的PPP人才和专家。（五）做好政府部门PPP能力建设。加强专门管理机构和制定相应的管理机制的建设，由政府聘请专业的法律服务机构对PPP项目全流程进行合法合规的审查，以提高政府部门的PPP运用能力，提高PPP项目的运作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