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后，防止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就成为各级政府发展经济中亟待关心的问题。防止经济脱实向虚，先进的工业制造业首当其冲。但目前实体经济各种成本走高，营利较差，生存都有困难。向政府缴税的能力大幅降低，导致全国税收情况很不理想。2016年广东省的地方财税收入5.1%，广州市5.5%，均为多年未见的低增幅。因此降低企业成本，增强企业活力，做好供给侧改革，使企业拥有更好的缴税能力刻不容缓。 

　　要使实体企业特别是先进的工业制造业提高生存和营利能力，关键就是要降低企业成本，激发它们的创新创造活力。企业是国民经济的微观基础，有效降低企业成本是当前我市经济工作的重大任务，有利于提升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益。能否顺利培育和引进一批具有全球视野、创新能力强、带动效应明显的重点领域的领军企业，以及培育一大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良好发展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就依赖于降成本各项工作能否落地、落细、落实。 

　　那么，帮助实体经济、先进工业制造业降成本。我们应该分析比如劳动力、土地、环保、税费、电力、出口退税，制度性交易成本等等，哪些成本有较大的减少空间并能实质性帮助企业降低成本。为了降低企业成本，就中长期而言，政府应着力完善交通网络、信息网络、产业网络、创新网络、人才网络、生态网络，以及增强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集聚效应，为降低企业成本、增强企业活力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让“枢纽+”战略切实惠及企业，形成新的发展动力源和增长极。在近期，政府部门应着眼企业成本构成，多管齐下开展降成本行动，打出“组合拳”，通过进一步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切实减轻企业负担，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一、企业成本构成和高企表现 

　　企业成本高低，既与外在的制度安排、要素供给政策等营商环境息息相关，也与自身的生产技术、经营管理等因素密不可分。从影响企业成本的外部因素看，主要包括如下七方面内容：第一，税费负担。可从两个视角观察分析企业的税费负担，一是总体宏观层面，二是个体微观层面。对于总体而言，企业税费负担的另一面是政府的收入，因此可以通过政府收入分析揭示企业税费负担水平。对于个体而言，可以选择具体企业分析其税费占销售收入、利润以及成本的比重，来反映该企业的税费负担水平。第二，用工成本。主要包括工资、“五险一金”、职工培训等。其中，工资和“五险一金”是人工成本的主要组成部分。第三，用能成本。主要是企业在一定时间内所耗费的电能、燃气等能源成本。第四，用地成本。包括土地使用权取得税费及相关土地开发费等。第五，物流成本。这是企业产品的空间移动或时间占有中所耗费的各种费用，如包装、搬运装卸、运输、储存、流通加工、物流管理等各个活动中所支出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第六，融资成本。这部分的成本主要由三部分构成：合同利息费用；与融资相关的服务收费，如抵押资产（以土地、房产为主）登记费、公证费、环评费、产品设备质检费、抵（质）物评估费、动产资产评估费、财务报告审计费、信用评级费、担保费、保险费及相关金融机构收费等；企业改制成本。第七，制度性交易成本。指企业因生产经营需要而同政府有关部门交往所付出的成本。具体包括：一是在行政审批中花费的经济、时间和机会成本，如在开办企业时办理相关手续时的时间、经济成本；二是由于政府职能外延而支出的经济成本，如企业在环保、质检、安全、消防、卫生等方面支付的评估费用；三是企业因信息不对称所支付的成本，如因为不知情或由于地方政府没有具体实施细则，无法享受到企业应该享受的政策优惠；四是企业由于维权和市场不公平竞争而支付的费用，如企业因“打假”而支付的费用。 

　　广州是一座有2200多年建城史的文化名城，素有“千年商都”的美誉。改革开放以来，广州逐步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持续改善城市环境，扎实推进法治建设，国际化进程明显加快，城市功能不断强化，城市实力不断增强，经济总量连续27年位居国内城市第3位，现有高新技术产业3000余家。但当前，我市产业发展也面临如下不足：内生动力不足，缺乏对经济拉动作用明显的新项目、好项目；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土地日益紧缺、环境容量趋于饱和；高端产业发展滞后，新的核心竞争优势尚未突显；创新能力不足，自主品牌、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品牌偏少。在上述问题背后，是近年来不断高企的企业成本，具体表现在： 

　　第一，税费负担重。据广州市商业总会针对我市141家第三产业的企业2015年经营状况进行的抽样调查，2015年12月企业亏损面为25.5%，企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135.7%，但应缴税费却同比增长22.7%（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调研组，2016）。目前我国税制体系中还存在诸多重复征税的现象，如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重复征税（即企业投资者从企业获得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既要缴纳企业所得税，又要缴纳个人所得税），以及城镇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重复计征的问题。此外，有企业反映在企业所得税研发加计扣除中，未将市场调研（差旅费）纳入加计扣除范围，这会对企业技术创新形成一定阻碍。规费项目繁多、计征方式不甚合理是实体企业反映问题最多、意见最大的项目。我市一家企业向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调研组反映，进出口环节共涉及11大类经营服务性收费，分别为自愿性商业委托检验鉴定费、出入境检疫处理费、非法定预防接种和体检费、预录入技术设备补偿费、单证录入和打印费、电子IC卡信息处理费、数据传输处理费、系统安装及维护费、来往港澳小型船舶快速通关系统收费、进出境货运车辆检查场配套服务费和海关监管仓保管费。此外，港口收费还有3项政府定价的收费和2项市场定价的国际班轮公司收费。还任意追缴不合理的税。最后，环境治理相关收费种类多、规模大、增速快，企业对此也颇多微词。 

　　第二，用工成本增长快。受人口结构老龄化和劳动年龄人口绝对量减少影响，企业用工成本持续升高。首先，工资增长快于劳动生产效率提升，两者之间的“剪刀差”态势日益明显。其次，最低工资增长过快，成为推动企业人工成本增加的一个重要因素。再次，“五险一金”是企业人工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保缴费较高也是企业在成本方面反映较多的一个问题。最后，人才流失和结构性用工矛盾也增加了用工成本。前者在互联网、软件开发等技术含量较高的行业中尤为普遍。 

　　第三，能源和用地成本涨幅过大。我国人均资源拥有量偏低，在国内供给能力有限的情况下，主要能源、矿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能源进口量占消费量的比重逐年提高，价格存在持续攀升压力。特别是由于目前国内要素价格改革不到位，部分能源资源价格不合理上涨，致使企业成本不合理增长。随着土地日益稀缺，用地成本也越来越高。在工业领域，工业用地储备较少，出让占比较低且在逐年下降，难以满足企业迅速增长的用地需求。在征地过程中，由于牵涉多方利益，导致征地时间长，也一定程度上推高了企业的用地成本。在服务业领域，“地王”频现推高房价房租，写字楼租金呈逐年上升趋势。企业租房活跃的需求支撑下，新写字楼对租户的优惠逐步减少，租金轻微上调。2015年1-3季度，全市甲级写字楼整体租金分别为每平方米每月人民币152.7元、153.5元和153.9元，同比上升0.5%、-0.8%和0.6%。2016年2季度，我市甲级写字楼租金则环比略涨0.4%，至每平方米每月156.7元。 

　　第四，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突出。目前，中小微企业普遍面临“贷款难”问题，融资成本更高。据广州市商委调研资料显示，中小微企业平均融资成本占融资总额的12%，远高于基准利率。通常而言，中小企业能以贷款基准利率或上浮5-10个百分点的利率水平获得贷款的比例不到20%，且主要集中在中小型企业中的“大”企业。小微企业贷款利率通常在基准贷款利率基础上上浮30个百分点以上，如果没有可变现的抵押物和担保，贷款利率上浮更高。就行业而言，房地产开发、商贸服务、物流等行业融资成本显著高于其他产业。原因在于，一是这些行业企业（如房地产开发）杠杆率较高，存量债务较大，导致银行压贷、抽贷甚至惜贷，即使授信，风险溢价也较高，利率上浮较多，融资成本偏高；二是这些行业中轻资产的中小微企业居多，在抵押物不足的情况下，依托企业联保互保的担保贷款和民间借贷较多，企业借款利率通常较高。 

　　第五，其他成本上涨的表现。企业物流成本受人力支出、燃油价格、仓储保管、道路收费等方面因素影响，总体保持在较高水平。在制度性交易成本方面，尽管不断在推动简政放权，在取消下放行政审批事项、优化程序等方面也均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较大成效，但仍然存在审批程序节外生枝使审批时间实际延长而不是缩短，使企业在行政审批中仍面临时间成本、机会成本和搜索成本等较高的问题。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降成本是一项难度大、影响广泛、极具挑战的长期性任务，应遵循科学合理的指导原则，不断完善政策、健全制度、创新机制、深化改革，统筹实施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人工成本、生产要素成本、物流成本、税费负担、融资成本等一揽子政策措施，切实减轻企业负担，激发企业发展活力。 

　　第一，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主要靠不断努力，如果工作做得好，会有较大空间为企业降低成本。谨防部门在法定程序之外“节外生枝”，变相加长审批时间。清理行政审批前置的服务收费，对涉企收费、涉企政府性基金构建目录清单管理制度，切实提高收费透明度，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加快行政审批标准化，规范技术审查和公共服务事项，优化建设工程审批管理模式，实现“多规合一”全覆盖，提高项目落地建设服务效率。特别是围绕当前民间投资意愿激发问题，完善市场准入机制，健全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备案、监管等制度，实施企业投资项目准入负面清单、行政审批清单、政府监管清单管理。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完善市场准入机制，务实推行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吸引更多社会资本投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深入推进商事登记改革，进一步方便企业落户。推广自贸区经验，简化商品进出口环节手续，提高通关服务效率。 

　　第二，对降低物流成本、企业税收负担和普遍性降费进行评估。邀请第三方评估机构和公众对《广州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总体方案（2016—2018年）》承诺的落实免费通行政策、规范公路收费情况和清理客运站场收费等情况，“营改增”扩围，支持小微企业发展、鼓励创新创业、加快转型升级、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等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落地情况，以及落实中央和省减免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的优惠措施情况、审批管理“零收费”制度落实情况、取消和降低部分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情况、全面清理规范公益一类事业单位经营服务性收费情况、规范行政审批中介服务项目和收费情况等进行评估，对推进迟缓的方面予以及时整改。禁止为完成收税任务而“刮地皮”，随意巧立名目让企业补交跨年度的不合理追缴项目。 

　　第三，降低企业人工成本。进一步优化社会保险种类结构，精简归并“五险一金”，在严格执行和落实国家最近出台的一系列社保政策的基础上，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率。切实减少小微企业社保负担，对符合条件的困难企业可在一定期限内暂缓缴纳社保费，对于人员流动性较大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如商贸流通企业，可适当放宽“五险”缴纳的时间和降低缴纳的额度。结合企业实际情况，按规定降低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除将现行最低工资标准调整由2年一调改为3年一调外，还应控制好最低工资调整幅度，原则上不应超过同期城镇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增速和经济增长的增速。实行多元化的筹资机制，支持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和企业开展技能晋升培训等职工技术培训。着力培养高素质、适应性强的应用型人才，解决技工短缺问题。鼓励高校与用人单位加强校企合作，实行人才实训，缩短新人磨合期。对高端人才、科技骨干实现个人所得税奖励，加大人才公租房、人员招聘、实习基地建设等方面的政策扶持力度。针对招工难、用工贵等问题，加大政策扶持和企业技改力度，鼓励企业开展“机器换人”，积极引入自动化设备，提高生产线机械化、自动化水平，减少劳动力数量，压缩人工成本。 

　　第四，降低工业企业用地成本。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时，实体经济给予高度重视，各级政府社会上下也意识到必须支持工业制造业。在其他成本可降空间相对小的情况下，降低土地使用成本是最具潜力的措施，应实施实体经济工业制造业优先供地，土地使用费用定向实施优惠。要创新土地制度改革，控制土地相关价格尤其是实体经济用地价格上涨。我市探索依据不同产业灵活采取弹性出让年限、只租不让、先租后让、租让结合、分期供应等多种方式供应土地，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提高了用地效率。今后，应建立更加弹性土地出让方式，要根据产业周期，确定工业用地出让年限，鼓励租赁、先租后让、短期出让等方式取得工业用地，以减轻企业资金压力，避免“圈地囤地”行为。对供地方式进行改革，明确试点地区工业企业在符合产业用地政策和规划的前提下，可选择20年至50年的弹性出让年限，出让金按年限计算，以此减低企业首次拿地成本。此外，借鉴浙江经验，试点鼓励工业用地实行租赁使用，租赁期限为5年至10年，企业拿地由一次性支付出让金，改为按年支付租金。一旦租赁企业稳产，可申请以协议方式改变用地方式，将租赁土地使用权改为出让土地使用权。根据土地规模、土地估价结果、土地市场情况等，适当下调工业用地出让竞买保证金和合同履约保证金，合理确定工业用地出让金缴纳期限。支持标准厂房建设，将标准厂房建设用地纳入年度土地供应计划，鼓励标准厂房微利出租或按土地出让合同约定分割转让。 

　　第五，降低企业融资成本。通过股权投资、事后奖补等方式，支持企业增加研发和技改投入。大力发展产业链融资、商业圈融资和企业群融资，引导金融机构为价值链的各方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通过专项资助或奖励的方式，帮助企业上市和到全国股转系统、区域性股权交易中心挂牌融资，扩大债券融资规模，提高直接融资比例。建立中小微企业信用信息和融资对接平台，开展政策性小额贷款保证保险试点，争取开展股权众筹融资试点，积极推进中小企业发行私募债，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新渠道，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支持企业以专利质押、商标质押、股权质押、仓单质押、融资租赁等方式融资，促进存量资产转化为发展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