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届五次会议征集提案精选
标　题	关于加快推进P3/P4实验室建设 构筑广州生物安全防线的提案
提案者	民盟广州市委员会
情况分析	生物安全是国家核心利益的重要保证,高级别生物安全实验室是国家生物安全体系的重要基础支撑平台。在当前新冠肺炎的形势下，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提高广州应对突发公共卫生能力，建设高级别生物安全实验室显得尤为紧迫。 　　一、现状与问题 　　（一）P3/P4实验室背景介绍 　　在国家生物安全体系中，高级别生物安全实验室是基础的支撑平台，是针对病毒、细菌等开展科研攻关的重要保障条件。根据危险度等级，包括传染病原的传染性和危害性，国际上将生物实验室按照生物安全等级分为P1，P2，P3和P4四个等级。P1至P4实验室可以承担的科研任务根据安全等级进行划分，其严格等级从低到高。 　　2004年《国家高级别生物安全实验室建设规划》发布以来，我国已经形成了高级别生物安全实验室体系的基本框架。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现有公开P4实验室1个（武汉），P3实验室68个，其中55个为细胞研究实验室（BSL-3），13个为感染动物实验室（ABSL-3），为我国的烈性与重大传染病防控、生物防范和产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新冠疫情中P3/P4实验室的重要贡献 　　国内代表实验室有中国科学院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包括P4、P3），是我国目前唯一一家P4实验室在新冠疫情爆发初期，实验室于2020年1月2日确定了新型冠状病毒全基因组序列；于1月5日成功分离到了病毒毒株；1月9日该毒株资源已按标准完成国家病毒资源库入库，并进行了标准化保藏，可依法依规提供给有关机构，为科学研究、疫苗开发、生物医药筛选等提供重要资源支撑；1月11日作为国家卫健委的指定机构之一，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交了2019新型冠状病毒基因组序列信息，在全球流感共享数据库（GISAID）发布。 　　我市代表实验室有广州海关技术中心卫生检疫研究所、广东省疾控中心等。此次我市面对新冠肺炎的疫苗研发、抗体研发、病毒学研究等，大多依赖于这些P3实验室。如广东省疾控中心于1月26日获国家卫健委的资质批复后，第二天便从一例病人的肺泡灌洗液中分离到一株新型冠状病毒。目前已开展病毒培养、小鼠动物感染实验、疫苗研发等工作。 　　（三）新冠疫情中暴露出P3/P4实验室不足的问题 　　面对新冠肺炎等疫情威胁，高级别P3/P4实验室对于快速检测技术产品研发、临床诊治、药物研发、抗体研发、疫苗研发等多个方面必不可少。以美国为例，P3实验室达1500个以上，高水平大学基本都配备，可以满足相关研究需求，方便快速从临床上分离危险病原体并开展后续基础研究。全球公开的P4实验室有50多家，其中美国保持至少8个P4级别设施，正在规划至少7个；德国已有4个P4；澳大利亚设有3个P4；我国仅有武汉1间P4，与生物安全国家战略不相匹配。据统计，目前我国P3实验室总数不到美国1/20；高校中建有人病原体研究的P3实验室的只有武汉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医科大学5家，且规模有限，难以满足科研需要，制约了各地引进的高端人才的能力发挥。 　　此次疫情暴发，我国科技力量与临床力量协同得不够好，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实验室配置问题，多数科研人员处于僧多粥少、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尴尬局面，严重制约了针对疫情开展科技攻关的能力。以一间典型的300-400平米的P3为例，其同时容纳的工作人数不超过20人，能支撑的课题数量有限。据不完全统计，设于广州的P3实验室有广州海关技术中心、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广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中山大学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华南农业大学动物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这5间，满打满算只能容纳100人同时工作。因此，P3/P4实验室数量不足已成为显著瓶颈。
具体建议	二、具体建议 　　（一）升级现有实验室生物安全等级至P3级别 　　建议鼓励我市的大科学设施、研究机构、大学、医院等原有实验室生物安全级别升级至P3级别。除了用于病原体检测分析、疫苗检验、菌（毒）种保藏、病理解剖等科学研究和生产服务功能的公益性P3实验室，也鼓励企业建设或联合建设非公益性P3实验室，均衡布局。政府提供长期稳定的建设、运行维护投入，保障实验室体系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建设高端平台吸引高端人才，提高广州科技创新能力和生物安全保障能力。 　　（二）筹建粤港澳大湾区P4级别实验室 　　国家《高级别生物安全实验室体系建设规划（2016-2025年）》已提出要在全国形成5-7个四级实验室建设布局，广州可积极向国家争取有关政策支持。建议携手深圳、香港筹建粤港澳大湾区P4级别实验室，如在广州市南沙区这一湾区几何中心选取偏僻岛屿建设P4实验室，充当生物安全的“航空母舰”，既便于空间隔离，也便于广州、深圳、香港等地的科研人员使用。 　　（三）加强P3/P4实验室的利用和管理 　　一是将生物安全问题引入新兴技术的研发、预测、推广、评估的各个环节。美国“生物防御曼哈顿工程”就指出，生物科技是“改变游戏规则、创造游戏规则”的战略利器。以合成生物学等两用技术（商用和军用）为代表，需要在新技术的机遇与风险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例如瑞士伯尔尼大学的JorergJores和VolkerThiel团队突破了病毒来源的限制，仅凭借我国报道的DNA测序信息，花费三周采购DNA引物片段，一周内快速生产出大量有活性的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此技术绕过了从病人体内分离病毒的限制，若被恶意使用，后果不堪设想！在新兴技术的发展规划中，应设立更多的生物安全研究项目，并将其研究成果作为制定新兴技术战略规划的重要参考。 　　二是完善区域协调管理和资源共享机制，加强统筹管理、快速反应和临机决策能力。对高级别生物安全实验室的有关资源和信息进行整理建库，为资源和信息共享提供支撑。打通科研人员与政府监管人员之间的双向流动，形成结构优化、布局合理、素质优良的人才队伍。要重视对科研人员及相关管理人员进行安全防护和安全管理的教育培训，通过注册、登记、备案等措施，对相关研究活动进行有序管理。 　　通过加快建设合理布局、功能完善、统筹管理、高效运行的生物安全实验室网络，有助于加强生物安全领域基础研究，为国家生物安全战略提供关键科学支撑；有助于推动现代生物技术、诊断技术和治疗技术的研发与创新，特别是针对新发传染病的疫苗和特效药物的快速研发，从而提高我市的生物安全治理能力，保护人民健康，维护国家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