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政协要闻

光明日报“协商民主”版刊发“有事好商量”协商平台第十期议题的专版报道

日期:2019-12-02     

   11月30日出版的《光明日报》,在第七版“协商民主版”专版刊发了广州市政协“有事好商量”民生实事协商平台2019年第十期议题“探索建立0~3岁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的详细报道,全文如下:

你去上班,谁来帮你带娃
——广东省广州市政协“有事好商量”民生实事协商平台聚焦0~3岁婴幼儿托育难题

作者:本报记者 龚亮 本报通讯员 李志洁  《光明日报》( 2019年11月30日 07版)

2019年10月17日,广州市政协委员在广州市幼儿师范学校,开展0~3岁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专题调研。向秋翰摄

  说到生二孩,很多育龄妇女连连摇头,因为家庭婴幼儿照料负担较重是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没人带娃”成为影响家庭再生育的重要原因。就广东省广州市来说,0~3岁婴幼儿入托率不足5%,绝大部分是由祖辈进行日间照护。可是,并不是所有老人都有精力、时间去带孩子。把孩子交给陌生的保姆照顾,很多家长又不放心。托育服务的供需矛盾日渐突显,可现有的托育服务机构不仅数量严重缺乏,质量也良莠不齐。

  2019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建立完善促进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政策法规体系、标准规范体系和服务供给体系,充分调动社会力量的积极性,多种形式开展婴幼儿照护服务,逐步满足人民群众对婴幼儿照护服务的需求。

  如何让育龄夫妇摆脱“想生不敢生”的后顾之忧?落实《意见》存在哪些难点?广州市政协“有事好商量”民生实事协商平台把“探索建立0~3岁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列为2019年的重要协商议题之一,自8月起开展了近4个月的系列调研与协商,推动这项工作取得可喜进展。

1、“养育”已成为影响“生育”的关键因素

  肖女士在广州一家民营企业工作,在孩子1岁8个月的时候,她面临两个选择,把孩子放回老家让老人照看,或是辞职回家自己带。这都不是她想要的。

  正在这个时候,她得知企业创办了“职工亲子之家”,帮助职工托管孩子。这对肖女士来说,是个双赢的选择,既不用让孩子成为“留守儿童”,自己也可以继续工作。现在,每天她上班的时候,孩子就在同栋楼里上学。虽然她现在还没有计划生二胎,但如果想生,“职工亲子之家”就是她的坚强后盾。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像肖女士这样幸运。据了解,广州全市开展了这项工作的企业单位也才20多家。绝大部分育龄夫妇还得自己承担养育压力。

  广州市政协常委曹志伟已经连续多年关注并推动解决“‘二孩’政策放开后,育龄妇女重返职场”的问题。他认为,因为托育难,部分职场妈妈不得不留守家中照看子女,变成了全职妈妈,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育龄妇女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欲望。

  他在自己经营的公司做了一个调研,“我们有超过50%的员工来自外地。一些育龄职场妇女为了重返工作岗位,要么让小孩回老家,由老人看护;要么请父母来广州看护。”曹志伟说,由于两代人教育观念差异很大,对孙子孙女不舍得严厉管教,让孩子父母很是为难,很多家庭因孩子的管教问题产生矛盾。

  广州市政协委员贺惠芬也了解到,一些年轻家长因不赞成家中老人的养育观念,宁愿自己辛苦点,也不太愿意让家中老人看护。

  没有老人带,或者不愿意让老人带,又找不到合适的保姆,很多家长开始寻找托育服务机构以帮助解决婴幼儿照护问题。“家长在选择托育服务机构方面是很谨慎的,离家远近、收费标准、正规与否、安全指数、环境和保育师的水平等,都是考虑因素。要想找到这些方面都符合家长要求的托育服务机构,真的不容易。”曹志伟说。

  “放眼全球,国际上很多国家都非常重视3岁以下婴幼儿教育。而广州市婴幼儿托育服务体系尚处空白,各种问题非常突出。”广州市政协委员简瑞燕指出,一是供给和需求的矛盾非常突出。二是行政主体和行政法规缺失,导致市场混乱无序。一直以来,广州市尚无规范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的法规政策,尚未明确行政部门进行监管。三是师资良莠不齐,课程缺乏标准规范,严重影响托育服务质量。

  目前,市面上一些被定义为“早教”的机构,其实是想办“托儿所”,但因为近年来市场监管部门没有相对应的牌照发放,所以他们不得不注册为“教育咨询公司”或“教育培训公司”。而政府部门对托育服务机构的监管仍相对空白,此现状也令很多提供托育服务的机构十分无奈。

2、“带娃上班”,实施起来有难度

  贺惠芬在调研中发现,当前“带娃上班”的概念得到重新认识。不少年轻父母希望单位内部能够创办托育服务机构,像肖女士那样,带着娃上班,以解决孩子无人照料或高价养育的问题。

  记者采访得知,企事业单位创办托育服务机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对国有企业来说,加快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作出的重要改革部署。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目的是减轻国有企业人员管理、运营费用的负担,以便集中资源做强主业。对于国有企业办的教育(含中小学、幼儿园)机构,原则上都要移交给地方教育部门管理。对党政部门和事业单位而言,利用公共财政创办主要面向自己职工子女的托育服务机构,容易引发社会对新的教育不公平的质疑。

  一些民营企业为了增强对员工的吸引力,自行创办了托育服务机构、幼儿园,并且以相对低廉的价格提供给员工子女享受。“但大多数这种机构并没有取得相关部门的行政许可,包括办学许可、收费许可、食品安全、消防设施验收等,也达不到相关的办学标准。因此,对于民营企业自办的托育服务机构,还需要通过加强监管、完善制度等措施予以规范。”贺惠芬说。

  曹志伟认为,托育服务是全社会的责任,如果要把这项工作转嫁到企业身上,势必会加重企业负担。而且托育工作是很专业的工作,必须强化政府主导责任。

3、强化政府主导,因地制宜满足托育需求

  “当然,我们不能完全靠政府大包大揽来解决婴幼儿托育问题。现在公办的普惠性的托育服务机构严重不足,我们要因地制宜、多措并举,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创办托育服务机构。”曹志伟说。

  托育是完善生育政策的重要一环。曹志伟在与政府部门协商时建议,对托育服务机构在税收上予以扶持、场地租赁费适当降低,以减低其经营成本。与此同时,应当对入托的婴幼儿实施按人头补助,以降低家庭负担。

  对此,广州市发展改革委回应说:“在支持社会力量办托育服务机构方面,国家通过采取中央预算内投资补助的方式,拟在全国开展支持社会力量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专项行动,支持示范性托育服务机构和社区托育服务设施等的建设,我委将积极配合相关部门推动符合条件的机构申报投资补助。”

  简瑞燕建议,成立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发展领导小组,指导和统筹全市托育工作的开展。明确政府管理主体和管理责任,制定政策、法律法规及相关文件,研究符合广州市实际情况的托育管理办法与标准,通过公办、公办民营、民办公助、市场化等多种模式,以广覆盖的思路发展托育普惠公共服务。

  同时,她建议充分发挥工会、妇联等组织的作用。比如工会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开展托育服务工作,妇联联动街道、社区的妇女儿童之家,开展相关服务。“广州南沙区东涌镇妇联早就利用其妇女儿童之家,开设了早教课程,把托育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简瑞燕说。

  据悉,广州市发改委已计划将婴幼儿照护服务纳入“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广州市卫健委正在牵头制定《广州市推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工作实施方案》;广州市总工会、妇联、行业协会、用人单位等社会各界也都积极参与进来。

  广州市市场监管局也表示,已经在现有的企业注册登记系统里增加了婴幼儿照护机构的行业表述和经营项目,对全市营利性的婴幼儿照护机构的企业名称和经营范围进行了统一规范,引导企业自觉依法进行注册登记。

4、破除托育人才瓶颈,广州已经在行动

  随着托育服务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托育人才缺乏将成为影响托育服务发展的短板。

  破除托育人才瓶颈,广州市早已有行动。广州市幼儿师范学校从2018年开始,就开设了学前教育专业早教方向,目前在校生有100多名。校内有早教实训中心,学校还跟早教协会合作,建立了13个校外实训中心。

  据广州市教育局统计,目前全市有13所中职学校招收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在校生人数为5955人。2018学年有2796名中职学生考取了保育员(中级)证书。广州市教育局鼓励学校通过中高(职)衔接、五年一贯制以及举办学前教育专业学院的方式,不断提高人才培养水平。另外,广州市正在积极筹建幼儿师范专科学校,希望通过多方面的努力,为早教、婴幼儿照护等相关行业的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广州市政协委员付伟表示,要编织一张托育人才培养成长的大网,吸引更多年轻人投身托育行业。可以对相关专业(方向)学生在学费等方面进行补贴,免费、定向为农村地区培养托育人才;建立托育服务机构人员分类设岗、分类管理的机制,将在托育服务机构从事教育工作、持有幼师资格证的人员纳入教师管理体系;建立执业资格注册、职称晋升、表彰奖励的畅通渠道,拓展人才成长空间,让他们有劲头、有奔头。

  (本报记者 龚亮 本报通讯员 李志洁)

【链接】

广州市政协“有事好商量”民生实事协商平台:

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

作者:《光明日报》( 2019年11月30日 07版)

广州电视台《有事好商量》节目是“有事好商量”民生实事协商平台的台上展示环节。图为“探索建立0~3岁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专题协商节目的录制现场。蔡少华摄  

  为畅通各种利益要求和诉求进入决策程序的渠道,助推形成群众参与各层次管理和治理的机制,广东省广州市政协于2018年创办“有事好商量”民生实事协商平台。
  这一平台坚持党委领导,政协筹办,政协委员、政府有关部门、群众、媒体、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等广泛参与,突出谋民生大事、解民生难事,开展“焦点式协商”;做好台前协商、台上展示、台下落实各环节工作,开展“链条式协商”;注重有委员专家参与、有专题调研论证、有专业机构回应、有专门制度支撑,开展“智库式协商”,并在广播电视节目、报刊网络专栏展示协商过程、介绍协商内容、宣传协商成效。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人民政协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如何把优势和作用发挥出来,我们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觉得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要把‘有事好商量’的要求落到实处,实实在在为老百姓做点事情。”广州市政协主席刘悦伦说,这也是创办“有事好商量”民生实事协商平台的初衷。
  “有事好商量”民生实事协商平台,有效实现协商成果与党委政府相关工作的无缝对接,把协商民主由理论转化为具体行动,助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建设,促进有关问题解决,真正做到把民生实事办好,让群众满意。

【政协委员手记】

曹志伟(广东省广州市政协常委、广州新城市投资控股集团联合创始人):

充分彰显协商民主制度优势  

  0~3岁婴幼儿照护服务工作,卫健委是牵头部门,这项工作还涉及发改委、市场监管局、教育局、工会、妇联等多个职能部门和党群组织,卫健委也希望做好与各部门的沟通。广州市政协的“有事好商量”协商平台恰好为政府部门和政协委员以及家长、托幼机构等多方的协商提供了平台,群策群力,实现了比较显著的协商成果。
  0~3岁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的建立是关系千家万户的民生大事,各相关职能部门都在竭尽所能做好这项工作。比如我提出“要将婴幼儿托育服务用地纳入政府用地规划,在用地上给予支持”的建议,并且在2019年11月,我作为地价听证代表,在地价听证会上也向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提出这一建议。围绕规划问题,广州市发改委还主动提出,目前市发改委正在制定“十四五”规划,可以考虑把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纳入“十四五”相关规划中。可见,“有事好商量”平台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协商平台,在为期4个月的调研、座谈和协商过程中,各相关职能部门、政协委员和社会组织、专家等都在这个平台上为0~3岁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的建立贡献智慧和力量,也充分发挥出了人民政协协商为民、监督为民、议政为民的作用。

付伟(广东省广州市政协委员、农民日报广东记者站站长):

没有理由不把这项工作做好

  幼有所育,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如果说孩子是祖国的花朵,那么0~3岁婴幼儿就是刚刚吐出的一棵嫩芽,更加需要家庭、政府、社会等多方面的悉心呵护。
  然而,很长一段时间以来,0~3岁托育服务基本游离于公共服务体系之外。
  现在,国务院文件出台,明确各个部门对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的责任。但是这项工作毕竟刚刚起步,如同蹒跚学步的孩子,需要多方重视、形成合力、科学施策,才能真正落地见效、行稳致远。当你看到孩子们那清澈的双眸、粉粉的脸蛋、咿呀学语的模样,会愈发感觉到,没有理由不把这项工作做好。
  卫健委作为这项工作的牵头部门,要紧紧依托现有的基层卫生服务机构、家庭医生等渠道,进一步提升工作水平、健全工作机制,更多运用信息化手段,联合社会组织、志愿者、社区等开展多种形式的科学育儿知识普及活动,特别是对那些隔代抚养的孩子,更要加强对祖父母辈照护人科学育儿知识的普及和教育,让他们摒弃老观念。

简瑞燕(广东省广州市政协委员、广州海珠区妇联原主席):

履职过程也是一种成长

  作为政协委员,一定要深入群众,倾听他们的呼声。在协商过程中,也要注意方式方法,不能有针对性地搞对立,而是协商友好,提出自己的思路设想,最终推动民生问题的解决。当一件事情通过我们的努力,取得了比较明显的进展,老百姓都看在眼里。他们会觉得政协委员真正是为他们说话。群众对我的信任,是支撑我走下去的力量。对我而言,履职过程也是一种成长,收获很多。
  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我从2017年就开始提出提案,到2019年这项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用三年的时间推动一件事情,需要坚持的力量。感谢“有事好商量”协商平台,它让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有事好商量”民生实事协商平台,就像是一座连心桥,一头连着党政机关,一头连着委员、群众。大家以开诚布公的态度、协同合作的精神、依法依章的方式交流对话、恳谈沟通,既商量出办法和共识,又商量出感情和团结,让难办的事有了可操作的解决方案,让群众一次次真切地体会到获得感。

贺惠芬(广东省广州市政协委员、广州岭南教育集团总裁):

逐步补齐婴幼儿照护服务 民生“短板”

  0~3岁婴幼儿照护服务是人接受服务和教育的起点。据原国家卫计委家庭司2016年委托相关机构开展的调查统计,我国城市3岁以下婴幼儿在各类托育服务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1%,与经合组织国家2014年统计接受正规托幼服务的3岁以下儿童占比34%的差距明显。
  近些年来,各级政府的主要精力都放在普及学前三年教育上,而对于0~3岁婴幼儿照护服务的关注度不够,工作目标不明确,解决措施缺失。特别是“二孩”政策实施后,与生育政策相衔接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明显滞后于形势发展变化,难以有效满足社会需要。
  2019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首次从国家层面明确了婴幼儿照护的重要意义和工作任务。0~3岁婴幼儿照护服务是学前教育的前端,是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幼有所育”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粤港澳大湾区中心城市的广州,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与策略,逐步解决婴幼儿照护服务的民生短板问题,满足人民群众对婴幼儿健康成长的多样化需求。

   (本报记者 龚亮采访整理)《光明日报》( 2019年11月30日 0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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